只靠房企撑颜面？广州“一线城市”地位难保

文章来源：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微信号zgtrend）

智谷趋势研究中心 | 元淦恭 魏如初 程胜涛 郁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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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总量和城区人口位居全国第三的广州市，在反腐风暴中迎来“换帅”。原天津副市长任学锋八月底正式出任广州市委书记。

天津和广州的竞争态势一直非常明显。

1989年，广州经济总量超越天津，成为中国经济总量“第三城”。而近些年来天津经济快速赶超，两大城市之间的总量差距随之缩小。2002年，广州经济总量比天津高出49%，而到2012年，广州经济总量只比天津高出5%。

曾经任职天津的任学峰南下主政广州，备受各界关注。在他的任内，他曾任职的天津市GDP总量会不会超越广州？广州会不会因此失去“一线城市”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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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经济总量被天津、深圳超越很有可能。

在广州之后，经济总量第四、第五的城市目前分别是深圳和天津。2013年深圳和天津的GDP总量差距已缩小到130亿元，今明两年深圳和天津可能迎来“黄金交叉”，也就是说由于天津增速快于深圳，天津将超越深圳居于经济总量第四。

但另一方面，广州、深圳和天津这三大城市的名义增长速度，大致呈现天津>深圳>广州的基本格局。

（注：名义增速是用当年GDP总值和上年的GDP总值相除所得的算术增长率，官方每年公布的实际增速则将当年GDP总值参考物价指标进行了数值调整，名义增速能够最直接地反映经济总量的绝对增加值，本报告使用的名义增速数据来源于各城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

由上表可见，从2000年到2013年，广州的年均名义增速比深圳和天津分别慢1.1和2.6个百分点，从2010年到2013年，广州的年均名义增速下降比深圳、天津更明显，分别比深圳和天津慢1.9和4.2个百分点。

在中国经济普遍降速的背景下，未来一段时期广州、深圳和天津的增速都将出现放缓，但总体增长趋势天津>深圳>广州的格局不会改变。假定从现在起到2022年前后，广州、深圳、天津三市的增长率逐渐从2013年的10%左右的增长率过渡到6%左右，三城市降速比率相等，考虑价格因素，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微信号zgtrend）预计穗、深、津三市从2014年到2022年的经济走势如下。

根据上述测算显示，广州GDP总量可能在2018年前后被天津超越，然后在2022年前后被深圳超越。届时，中国五大城市的GDP排位将由现在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变为上海、北京、天津、深圳、广州，广州可能由经济总量“第三城”变为“第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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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GDP总量在未来几年跌出前三，可能是大概率事件，这是否意味着广州的“一线城市”地位不保？

“一线城市”广为学界和媒体所采用，但并无一个明确的标准。最接近于“一线城市”的官方概念，是2010年住建部拟定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的“国家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理论上有成为世界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潜质，在国内具有引领、辐射和集散功能。住建部规划的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包括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和广州。

而民间对“一线城市”的判断与官方的“国家中心城市”定义并不相同。1989年，广州经济总量超越天津，1990年，广东省经济总量超过江苏。这两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广东省和广州市在中国经济棋局上，成为仅次于北京上海的战略高地，计划经济时代曾广泛被使用的“京津沪”概念，从此被“京沪穗”所取代（民间也多以“北上广”指称）。

与之相应，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深圳由县城人口只有两万多人的小城镇，到九十年代初已成为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二线城市。1991年，深圳超越成都、武汉、南京、杭州等主要省会城市，1994年超过辽宁省会沈阳，1997年和1999年相继超越天津、重庆两个直辖市，成为中国经济总量“第四城”，此后深圳逐渐也被公认为中国的“一线城市”，与京沪穗三地合称“京沪穗深”（也称“北上广深”）

随着天津未来重回GDP总量前三，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是否会再度改写？曾经盛极一时的“北上广深”概念是否会因此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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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微信号zgtrend）认为，评价一个城市是不是“一线城市”，关键不仅在于经济总量，更在于这一城市的辐射半径。“一线城市”，本质上是在全国范围内承担政治、经济、科技、金融、贸易、交通等中心职能的特殊城市，服务半径是整个国家，在市场化条件下，对全国的资源和人才具有吸附作用。而“二线城市”，本质上是在一个区域内发挥中心城市职能的城市，对于所在区域之外的地区，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在中国，衡量一个城市是否是“一线城市”，可以参考的因素主要包括：

• 政治地位和国际知名度

• 经济总量

• 人均GDP和居民收入水平

• 人口

• 金融中心功能

• 交通枢纽功能

• 总部经济和产业辐射力

• 大企业集聚水平

• 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能力

• 生活质量

• 科技创新能力

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微信号zgtrend）按照上述原则，对十个经济总量最大的副省级以上城市（含直辖市）进行了评估，评估共分为政治、主要经济数据、大企业集聚水平、交通枢纽功能、人口集聚和科技创新六大类，一共使用了包括使领馆机构数量、GDP总量、工业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存贷款余额、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房价、世界五百强企业数、主要机场客运量、研发经费占比等32个单项数据，测算形成了十大城市综合辐射力榜单，该榜单如下：

可以看到，在榜单上的城市得分别处于80—90分、50—60分、40—50分和30—40分四个区间。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微信号zgtrend）注意到，北京、上海两市得分均在80分以上，在所有的细分项都包揽了第一、二位，北京在政治及外交、大企业集聚、科技创新、人口集聚四项居首，上海的主要经济数据和交通枢纽功能（主要由于上海的航运中心地位）更强。京沪是绝对的“一线城市”。

除京沪之外，广州、深圳分数在50到60分之间。深圳得分为59.13分，这一分值同北京、上海有很大差距，但明显高于包括广州在内的其他城市，深圳的主要优势在于经济质量效益较好，主要人均经济指标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在工业、金融等关键行业地位突出，在京沪之外聚集了最多的“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也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属于较典型的“一线城市”。广州得分也在50分以上，虽然比深圳有明显差距，但仍较杭州、重庆、武汉、成都、南京等二线城市的分值高出一半左右，表明其仍具有较强的全国影响力，算得上“一线城市”，但这一地位可能并不巩固。

天津46.93分，没有达到50分的门槛。其分数值高于其他几个城市，表明其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国性影响力，有从区域性中心城市成长为“一线城市”的潜质。

分数在40分以下的5个城市，基本上还属于区域性中心城市，但其中杭州排名最高。在大企业集聚这一单项，杭州分数高于广州和天津，表明杭州在一些细分行业和领域拥有超过广州和天津的话语权。

前述榜单表明，广州经济实际上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远远弱于其全国第三的总量排名，不仅和北京、上海差距很大，甚至明显低于同一省内的深圳，属于典型的“大而不强”。

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微信号zgtrend）从政治影响、经济数据、大企业集聚水平、交通枢纽功能、人口集聚和科技创新等方面考察了32个单项指标，编制出“城市辐射力排行榜”，该榜单如下：

可以看出广州经济实际上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远远弱于其全国第三的总量排名，不仅和北京、上海差距很大，甚至明显低于同一省内的深圳，属于典型的“大而不强”。

广州经济弱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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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个城市的经济辐射力，不仅要看总量，还要看“单科”。广州的主要经济指标当中，只有经济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少数指标较天津、深圳有较明显的优势以外，在工业、金融、高新技术等细分领域基本上都弱于后两者。具体情况，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微信号zgtrend）分述如下：

工业中心地位偏弱。在京津分工的背景下，天津是北方地区的工业中心，工业总产值仅次于上海已名列全国第二，广州工业发展相对天津已有一定劣势。而在珠三角内部，广州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中心，深圳的通讯、电子、机械乃至汽车工业，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家电等制造业，都相当强势。2013年深圳的工业增加值为5889亿元，比广州高出24%。

广州工业不仅规模不如天津、深圳，而且质量效益也比较一般。广深两市都统计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2013年广州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是498.37亿元，而深圳是3370.67亿元，也就是说，广州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占比远低于深圳。在企业经营效益方面，在工业增加值总量比北京市高出近三分之一的条件下，广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却只相当于北京市的六分之五。

金融中心地位缺失。相较于深圳和天津，广州金融业发展缺乏政策优势和资金基础。2013年，广州金融业增加值1146亿元，低于天津市的1202亿元，更远低于深圳市的2008亿元。从资金面来看，广州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不仅低于北京上海，也比深圳少3000亿元，这表明深圳虽然并没有省会的政治地位，但相较于广州在吸纳资金上仍有优势。天津的存贷款余额明显低于广州，但其金融业增加值高，反映出以金融租赁等新兴金融服务为主的天津金融业已展现出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盈利能力。

概而言之，北京、上海、深圳是全国仅有的三个金融业增加值超过2000亿元的城市，分别作为中国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的主要聚集地，是公认的三大全国性金融中心，天津近年来在政策优势和体制创新的双重作用下金融业也有其特色。相较于京沪深津四市，广州金融业很大程度上更接近于普通省会城市的水平，2013年广州的金融业增加值只比重庆多100多亿，比成都、杭州、南京等省会城市多出约300亿，但却比深圳少800多亿，此间差距非常明显。

科技创新水平一般。在本榜单中，广州的科技创新得分排名仅为第七，在东部城市中排位倒数第一，仅高于中西部的武汉、成都和重庆。

上图是2012年京沪穗深津五市的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经费占GDP的比例）。当年，北京去年的研发经费投入为1031.1亿元，广州为305.1亿元，仅为前者的1/3。广州的研发投入不仅低于京津沪深四市，同样也低于杭州和南京。

另一个反映城市科技发展水平的指标，专利申请和专利授权数，广州同样表现非常一般。

上面的图是2012年全国主要城市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数量，北京、深圳、上海居前三位，都超过10000件，是广州的两倍以上，而杭州、南京两个城市同样高于广州。

广州聚集了广东省三分之二的普通高校、97%的国家重点学科和全部国家重点实验室，拥有华南地区最丰富的科技研发资源。但相较于深圳，由于产业结构中高新技术占比偏低，科教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远弱于深圳。

而放眼全国，广州的科教资源不仅不能同北京、上海相比，实际上在省会城市中优势也不明显。以“两院院士”为例，2013年时南京的“两院院士”有60位，而广州仅有38位。

截至目前，国务院已经批复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包括：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高新区、上海张江以及深圳市。据悉，西安高新区也进入申报流程，中国将形成“东南西北中”五大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格局，而广州并不在其中。既有科技创新能力的弱势，加上缺乏国家级科技创新政策的支持，使得广州在科技创新领域，完全属于二流城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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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对外经济联系的传统优势明显减弱。

历史上，广州的繁荣一直与对外贸易相关。1978年，广州的经济总量仅排名全国第八，位列当时的三个直辖市京津沪和重庆、沈阳、长春、哈尔滨之后。当时的广州，GDP只相当于天津的52%，北京的40%，上海的不到六分之一。

改革开放之后，广州作为外贸门户的优势地位被激活，开始了对全国其他城市的快速赶超。1989年，广州超过天津成为经济总量“第三城”，继而大有挑战京沪之势。1994年，广州GDP总量985亿元，北京GDP总量1145亿元，只相差160亿元，广州GDP总量相当于北京的86%，达到历史上辉煌的顶点，但此后，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从华南局部向华东、华北扩展，虽然广州经济增速仍相对京沪两市略高，但由于京沪两市的基数较大，广州和京沪两市经济总量绝对值的差距逐渐重新拉大。

目前，广州的对外经济联系，与京沪深三市很大程度上已不可比。

2013年，广州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1188亿美元，不仅远低于北京、上海、深圳，也低于天津市的1285.28亿美元。

在利用外资方面，广州颓势更为明显。2013年广州市统计公报中未公布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数量，为保持数据的可比性，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微信号zgtrend）使用了2012年数据。

从2011年到2012年，广州市实际利用外资数额连续降低，2012年实际利用外资45.75亿美元，在十大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三。当年上海、天津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都超过了150亿元，广州仅为上海、天津的三分之一左右，还不及西部的重庆和成都。

广州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反映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外资在华投资重心的转移。由于北京、上海两市在政治、经济规模、人口数量和经济腹地等多方面的优势，除了快速消费品等少数行业外企仍将中国区总部设在广州以外，绝大多数大型跨国企业都已将中国区总部设在京沪甚至其他内陆城市。

2000年以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行以及东部投资成本上涨等原因，外商投资向中西部主动转移，广州对内陆城市的领先优势逐渐削弱。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微信号zgtrend）计算，2003年，广州GDP相当于成都的2.2倍，2013年只相当于后者的1.7倍；2006年，广州GDP相当于重庆的1.56倍，2013年只相当于1.22倍；2004年，广州GDP相当于武汉的2.36倍，2013年只是1.7倍。

相较于京沪两市，广州没有直辖市的特殊地位，也缺少全国性金融、工业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因而在更大程度上面临中西部城市的挑战。中西部城市和广州差距的缩小，进一步使广州的资源和资金加速被后者分流。重庆、成都两市实际利用外资额的高企，已清晰展现了这种外资西进的趋势。

广州的辉煌还曾源于“广交会”，但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化，“广交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相对弱化。近年来，“广交会”成交额连年减少，2012年比上年减少8.09%，2013年比上年减少2.15%。“广交会”成交额在中国外贸中的占比也相应降低。而与此同时，电子商务的发展更进一步对广州的传统商贸优势发起挑战，据阿里巴巴招股说明书披露，2013年，阿里巴巴“中国零售平台”（淘宝、天猫与聚划算）的交易总额达到15420亿元，约合2480亿美元。电子商务对传统贸易的分流，也在动摇着广州“千年商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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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经济另一个短板，则是缺少具有影响力和行业领先地位的大企业，在前面的城市辐射力榜单上明显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智谷趋势“十大城市综合辐射力榜”上的“大企业集聚”部分，基于2014年7月《财富》世界五百强和中国五百强数据。（注：《财富》中国五百强只统计上市公司，将香港红筹公司全部计为香港企业，智谷趋势已根据其母公司实际运营总部所在地做了调整）。《财富》五百强榜单反映出，北京、上海、深圳三大城市集聚了中国最多的领军企业，广州、天津虽然经济总量大，但大企业较少。

中国的多数顶尖企业是中央企业，这决定了北京在大企业榜上无可挑战的地位，上海则紧随其后。

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北京、上海以央企和大型国企为主。广州上榜的2家，分别是央企南方电网和省属国有企业广汽集团；而上榜的4家深圳企业中，则没有央企，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集团都是较典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而华为和正威国际则是纯民营企业。广州大型民营企业的规模弱于深圳，且过度集中在房地产这一单一行业。

《财富》将全部“中国500强”企业分为34个分项，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分别集聚了其中20、17、14和10个细分领域，而广州企业只出现在其中8个领域。

广州的中国500强企业总数、在细分行业排前10、前20的数量，都比京沪深杭四市少，广州的“中国500强”企业总数甚至只相当于深圳的一半。（由于“中国500强”只统计上市公司，这还没有涵盖华为、华大基因等深圳领先的非上市公司）

广州在细分行业排在前10的企业有10家，其中有5家是房地产企业（恒大、保利、碧桂园、富力、雅居乐），反映出广州在房地产业这一细分领域，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但在机械设备、计算机、通讯、金融、甚至贸易等细分领域，广州本地都没有任何一家上市公司进入“中国500强”。

《财富》还公布了40家中国“最赚钱公司”（利润额最高的企业）的名单，在这40家企业中，垄断央企占到相当比例，因此北京独占21家。但在沪、穗、深三市中，广州企业最少。深圳登上“最赚钱公司”榜的有5家，分别分布在房地产（万科）、金融（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平安保险）和互联网（腾讯）三个领域，而广州登上“最赚钱公司”榜的只有恒大和保利地产两家房地产企业，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在金融、IT等领域，广州缺少和深圳企业匹敌的“明星企业”。

领军企业是一个城市集聚高端人力资源的支柱，广州在这一领域不仅明显逊于京沪和深圳，而且在领军企业的绝对数量上少于杭州，这是导致广州缺乏全国辐射力的重要原因。当然，天津工业大量依靠央企和外来资本投资，本土的优势企业更加缺乏，天津进入“中国500强”的企业总数甚至少于重庆、武汉和南京。缺少具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尤其是大型民营企业，成为制约广州、天津两市发展的瓶颈，因而两地虽然经济总量高企，但难以在同深圳等城市的人才竞争中取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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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金融、外贸、大企业，在每一个领域广州都缺少“王者气象”，这最终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广州对人口的吸引力明显下降。

在上述五大城市中，天津的非户籍人口占比是最低的，仅为29%。这从侧面反映出天津对于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最低。但在天津之外，广州的外来人口占比低于京、沪、深三市，表明相对于京沪深，广州对外来务工者的吸引力略弱。

证明广州对外来人口吸引力减弱的最有力的证据，是相对于其他四个城市，广州的人口增长轨迹。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微信号zgtrend）发现，从2000年到2013年间，广州常住人口增加30%（包括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但长时间居住此地的人口），而京沪深津四市增长都超过4成（北京、上海还是在有严格的户籍管制和人口控制政策的条件下）。除深圳因1990年基数值极低外，北京、上海、天津在2000年以后的人口增长都明显比此前的人口增长要快，但广州在2000年之后人口增长明显放缓。从1990年起的10年，广州人口增加了57.8%，而在2000年之后的十三年，广州人口仅增长30%。

同期，武汉、杭州、南京、成都常住人口分别增长27%、28.6%、33.7%和27.2%，广州人口增长速率已同其他主要省会城市差别不大，足见广州在一定程度上已不再是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集聚中高端人力资源的“明星城市”，而更接近于普通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如果说北京、上海对外来就业者最大的吸引力是当地的资源优势的话，广东最大的吸引力则是由于早期对外开放积累下来的收入优势。长期以来，广州的人均GDP明显领先于全国大多数其他省会城市，但近年来，其他城市对广州的加速追赶已经开始。

2006年，广州市人均GDP分别相当于武汉的2.11倍，成都的2.81倍，而到2013年，广州人均GDP仅相当于武汉的1.35倍，成都的1.86倍。

人均GDP的优势不再，广州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开始泯然于其他城市。上世纪九十年代（1990—1999），广州的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比上海高23%，比北京高44%，而到2005年起，广州的居民人均收入已低于上海，与北京的差距也大幅缩小，2013年，广州居民人均收入只比北京高4%。

2000年，广州居民人均收入比南京高42%，而到2013年仅比后者高5%，2005年广州居民人均收入尚比成都高64%，到2013年只比后者高40%。

如果说居民人均收入统计，还包括大量中低收入者的存量的话，招聘网站发布的求职季平均薪酬数据，对不同城市现实收入竞争力的反映更为直观。

上图是智联招聘发布的今年春季、夏季求职高峰的十大城市的月均薪酬平均值，广州明显低于京沪深，和重庆、武汉、杭州、南京、成都等城市同处于4500到5000元的区间，考虑到物价因素，这一薪酬水平相较于重庆、武汉、成都等中西部城市基本上已经没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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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相对地位的明显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广州已经面临是否跌出“一线城市”行列的历史关口。

任学锋主政广州期间，能否扭转广州经济竞争力的下滑趋势，决定了广州是否仍然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和辐射力。如果广州未能实现经济环境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单靠土地财政和投资拉动，即使勉强保住总量第三的位置，也很难避免整个城市沦为区域性中心城市（事实上就是“二线城市”）的命运。

广州手上还有几张牌可打。第一是“商业牌”，虽然广州的外资外贸颓势明显，但当前的国内商业仍比较繁荣，广州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稳居全国第三，如在巩固现有传统商贸优势的基础上拓展周边服务业，并加速推动电子商务的成长，仍有机会维持在商业领域的领先优势。

第二是“交通牌”，在全国城市综合辐射力榜单上，广州的交通枢纽功能强大，仅次于京沪，远超过天津、深圳，作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港口、航空和铁路枢纽，广州可以制定超越华南、面向东南亚的区域交通枢纽目标，进而将东南亚地区纳入广州的经济腹地范围，成为中国海洋经济战略的当然门户，如果广州在同中央的博弈中，能像大连争取“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地位一样，获得“东南亚国际航运中心”的资格，这一战略将容易执行。

第三是“自贸区牌”，广州要想保持在华南区域中心的地位，整合粤港澳三地资源是重要途径。南沙自贸区如果及时获批，可以成为广州主导粤港澳合作的战略支点。与此同时，广州还可以自贸区和既有的南沙新区、广州开发区等平台，力争重拾在吸引外资领域的优势，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在天津负责外经贸事务期间的经验，或许对广州外资外贸的重振有所帮助。

第四是“特色产业牌”，一个城市要在全国有话语权和影响力，关键是要在特定的行业有整体性、全局性的影响。目前广州在房地产、快速消费品等领域就有这样的实力。未来如要保持广州“一线城市”的地位，首先要保证广州在既有的优势行业持续领先，同时积极抢占一些新兴产业高地。譬如微信，就可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微信虽然为腾讯所有，但其日常运营仍在广州，如果基于微信这一平台做成网络社交的产业和生态链，广州未来在互联网领域就可能有同杭州、深圳比肩的空间。其次，在具有战略价值的金融等行业，要“另辟蹊径”，选择具有本地特点的发展路径。没有大银行总部，没有证券市场，固然是广州构建金融中心地位的天然短板，但随着金融市场化进程，在金融业新的细分领域可能涌现机会，天津金融对广州的“弯道超车”就是依靠金融租赁行业，在民间金融和新型金融业态中找到突破口，对广州成长为全国性金融中心至关重要。

第五是“珠三角一体化牌”。如果仅看广州市，大企业的缺少是不争的事实，但整个广东省的大企业并不弱，除了在深圳以及深圳周边的东莞、惠州两市之外，还有相当部分位于珠江口西岸的佛山、中山、珠海等城市。广州如果能够进一步拓展其生产性服务业的辐射半径，可以在珠三角西岸发展进程中与珠三角西岸城市合作共赢。在这一战略中，“广佛同城”是关键一招，相较于南京、武汉、成都等其他省会城市，广州最大的优势是地处珠三角腹心地带，周边城市高度发达，如果“广佛同城”搞得好，可以成为广州成长的新引擎。但目前来看，这一进程的推动不容乐观。跨行政区划的经济、交通合作推进不易，几乎是全国性的普遍问题，广州如果能找到破解这一难题的钥匙，将赢得区域竞争中的新优势。

（注：广州、深圳等城市近年来官方渠道在市政领域使用“实际人口”概念，相较常住人口增加了短期流动人口，故数值大于统计部门的人口数据，但由于包含短期流动人口的人口统计数据较难以反映外来者的长期就业和定居意愿，且与其他城市数据不可比较，在本文中未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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