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见未来 迎接新常态 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实录

预见未来——迎接经济新常态第三届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

时间：2014年11月22日  下午

地点：雅居乐剑桥

主办单位：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承办单位：南方日报

协办单位：雅居乐地产（富春山居、剑桥郡）

学术支持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EMBA教育中心、MBA教育中心

特约支持单位：华南理工大学EMBA教育中心

——————————论坛直播实录——————————

主持人：欢迎大家共聚广州番禺的雅居乐剑桥郡，出席今天“雅居乐富春山居、雅居乐剑桥郡特约2014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第三届）”。我是今天活动的主持人，江苏卫视蒋昌建。

2012年11月，南方传媒集团跟雅居乐携手共同举办了首届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成为广东省内规格最高，权威性最全的专业财经论坛。在成功举办首届论坛的基础上，2013年10月，第二届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再度在广州上演。

从世界投资大师罗杰斯到欧元之父蒙代尔，论坛专家阵容强大，连续两年高规格论坛的大获成功，让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南方日报承办的“新经济力量论坛”成为华南经济学界、企业界和大众耳熟能详的标杆性品牌活动。

今年，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已经走过了第三年。在成功举办前两届论坛的基础上，2014年的“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作为华南地区年度经济领域的“大戏”，聚焦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新业态和转型升级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本届“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首场高峰论坛，各位来自国内外经济学界的翘楚将围绕经济“新常态”的内涵、特征和问题进行主题演讲，为观众剖析如何适应与认识当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并在这一新常态中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和动力。

今天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很多有影响力的领导以及嘉宾，现在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在座的各位尊贵的领导和嘉宾：

出席今天论坛的主办单位领导有：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方日报社总编辑 王更辉先生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丘克军先生

南方日报编委委员（简称“编委”）、经济新闻部主任 邓红辉先生

南方日报经济新闻部副主任 陈韩晖女士

来自论坛协办方的领导有：

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华南区域总裁 梁正坚先生

雅居乐地产集团营销中心总监 罗炳杰先生

雅居乐地产广州公司总经理 周惠萍女士

今年的嘉宾出席阵容非常强大，请容许我一一介绍，他们分别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新常态”概念的提出者之一 刘世锦先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克强经济学”概念提出者 黄益平先生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曾智华先生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江先生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竞争力中心主任 丁力先生

在此，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

下面有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方日报社总编辑王更辉先生致论坛开幕辞。

王更辉：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一周年之际，我们迎来了新经济领域最具影响力，华南地区规格最高的思想盛宴，第三届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我谨代表论坛主办方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和南方日报社对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同时感谢雅居乐地产连续三年对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的鼎立支持，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EMBA教育中心和MBA教育中心和华南理工大学EMBA对我们特别的支持。

关心经济的朋友今年都会注意到一个热词“新常态”，这是应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发展动力、发展速度、发展结构出现的全新变化，对新周期的中国经济做出精准的概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本月APEC会议上阐述的那样，新常态主要具备三大特点：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增速增长，经济结构呈现不断优化升级的势头，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显然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新常态有利于我们增强信心，保持平常心态。并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积极适应调整战略主动出击，把握新的机遇。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14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聚焦中国经济新常态，正是希望通过本次论坛的观点碰撞，告诉大家深刻认识新常态的本质，准确把握新常态的特征，为广东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升级，为广大企业家、投资者寻找新常态下的新动力出谋划策。

实际上作为国内媒体结构最合理，受众覆盖最全面，综合运营能力最强的传媒集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同样面临加快转型融合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当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全新传媒生态，也可以理解为全媒领域的新常态。

近年来，南方报业以高度自觉，主动适应媒体发展趋势，率先提出并推进并稳步推进深耕主业、多元开拓、加快转型、融合发展十六字战略，取得明显成效，向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的品牌论坛，就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加快转型融合积极适应媒体新常态搭起的交流、沟通平台。希望借此平台更好的发挥主流媒体娱乐引导作用，为推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发展鼓与呼，为广东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标凝聚正能量。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办第三届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邀请国内外知名经济学家对“预见未来——迎接经济新常态”这一主题进行脑力击撞，必将给我们带来新的思维和新的启示。另外我们也要做一个预告，今年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除了本次论坛，还将在下月6号办一场企业家论坛，主题为：预见未来——寻找经济新动力。邀请新兴企业代表分享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探索和实践，欢迎大家敬请关注。

最后，再次感谢在座的各位对本次论坛的大力支持，祝第三届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取得完满成功，祝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王更辉总编辑的精彩致辞。正因为有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高瞻远瞩，才会有今天这场盛会。正如王总编辑所介绍，本届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有了更多的创新元素，也会更加精彩！

作为中国优质地产代名词的雅居乐地产，雅居乐地产始终坚持远建、心建、共建未来的人居理念，打造人居标杆，今年也是连续第三年深度参与论坛的协办。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协办单位，雅居乐地产集团营销中心总监 罗炳杰先生致辞。

罗炳杰：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莅临雅居乐剑桥郡共同见证2014年第三届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的重大开幕，我谨代表雅居乐地产对莅临本次论坛的领导、专家、以及媒体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以及衷心的感谢！

今天雅居乐很荣幸再次作为第三届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的特约赞助方，与国内权威媒体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携手合作。事实上雅居乐地产发展22年以来，一直以远建、心建、共建未来的企业精神，在致力于打造优质园区同时，十分关注并支持中国经济发展，连续三年雅居乐积极参与了论坛盛世的举办，每一届的成功举办都在广州乃至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为中国新经济、远见卓识打开新的思路。

今天的主题是“预见未来”，展望未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房地产市场也进入了新常态，今天房地产行业在不断的演变，开发商的开发理念也不断的改进，都将成为新常态房地产历史性的拐点。雅居乐地产作为全国发展22年的房地产企业，我们希望未来雅居乐地产作为一家有社会责任感和远见发展高度的品牌房企，将不断超越从专注人居建设到人文的运营，从优质的地产代名词到创新打造的财富圈层平台，深入关注中国新经济力量的对话的高度，联动世界对话与未来的桥梁。

最后，预祝2014年第三届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相信通过与会各界嘉宾的充分交流和积极的探讨，本次论坛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机会，收获创新的成果，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关注今年的盛世，雅居乐地产也将全力配合主办方做好承办筹备的工作。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罗先生的发言，罗先生的发言也非常实在，他说了在新常态的条件下，房地产行业也不能置身事外，因此，如何关注消费者新的需求，怎么把地产的开发注入更多人文的关怀，怎么样把地产的平台变成财富的圈层的平台，怎么样把地产的社会责任变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沟通的桥梁以及平台，我相信雅居乐会有综合的考虑。今天的论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正式启动我们这次的论坛，接下来邀请参加论坛开幕式启动的主礼嘉宾，他们分别是：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方日报社总编辑 王更辉先生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丘克军先生

南方日报经济新闻部主任 邓红辉先生

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华南区域总裁 梁正坚先生

雅居乐地产集团营销中心总监 罗炳杰先生

雅居乐地产广州公司总经理 周惠萍女士

请各位领导将手指放在我们论坛LOGO的英文字母“NIEFFC”上面，敬请现场倒数“54321”，大家一起进行论坛的开幕以及亮灯仪式！

现在，我正式宣布，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南方日报承办，雅居乐地产协办的2014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预见未来——迎接经济新常态、寻找经济新动力”峰会现在正式开幕！

“新常态”已成当前最热的经济关键词，越来越多的人用这一概念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持续下滑，过去30多年快速增长积累的风险逐渐凸显和释放，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红利等基本面也发生了悄然变换，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

面对各种争论和分歧，新一代决策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在就任总理以来的第三次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就曾表示：新经济不仅仅解放了老的生产力，更主要是创造了新的生产力。中国经济要“爬坡过坎”，必须加快结构调整，大力培育新兴增长点，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提质增效、行稳致远。

这些政策的背后，都有着怎么样的深刻含义？以及将会对国际、国内经济，乃至老百姓的生活，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接下来进入这次论坛的重头戏，主题演讲环节。即将出场的这位经济学家，可谓分量十足，他是中南海核心智囊，也是“新常态”的提出者之一。

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世锦先生。他今天主讲的主题是：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刘世锦：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新常态，新在何处，新常态从何而来，原常态出了什么问题，怎么过渡到新常态，而且过渡非常顺利，总书记提出这个问题，大家都在讨论。今天我谈一下我对这方面的研究的想法。

首先我想谈谈对目前经济形势的看法，我先给出一个概念，我国经济增长的转换是符合发展规律，2008年我们经历了金融危机，然后我们实行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增长速度起来了，但是到了2010年的一季度达到一个高点，以后逐步的回调，一直到目前为止。对于这次的经济的回调怎么看？特别是最近三季度的数据出来，十月份的数据也出来了，下行的压力比较大。这个时候，在座的诸位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不太一样，有些人心里慌，有些人不太看好，经济这几年一直往下走，什么时候是底，但是我们感觉到对中国经济到底怎么看？取决于我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如果我们把中国经济放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转型的角度，这个判断不太一样。

说到这里，我想说我们的一项研究，现在是2014年，四年前，2009—2010年我们进行了很多研究，当时我们分析了国际上二战以后几个国家，大部分的国家不成功，都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个经济题，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德国，这些经济体表现的较为典型。我们的结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这张表是四年前的一张表，一个符号都没有变，当时我们有一个算法，最后的结论是这个结论。当时我们提出一个观点，对中国经济将会进入增长阶段的转换，但是这个观点提出以后，坦率的说，多数人不同意。中国经济这么多年增长的很好，特别是我们面对金融危机是一枝独秀，风景这么独好，怎么速度下去了。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的争论，最后这些口水官司打不赢，最后的结果是时间。最近几年我们的经济一直是下行态势，我国人均GDP已接近11000国际元，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在前两三年已经达到这个时点。

所以我们感觉到这四年的经验证明，中国经济进入增长阶段的转换，不是理念转换的问题，而是时间证明正在发生的过程。这是我们讲的国际经验。

我们看看理论上如何解释这些东西，从供给方面来看，劳动的人减少，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下降，农业劳动力向非弄部门转移减缓，我们招工难了，与技术前沿的距离缩短，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北京来的同志，我们中午在吃饭，来到广州以后阳光灿烂，感觉很幸福，北京的天气APEC之前也不错。APEC期间我们是蓝天、水清，是一段赏心悦目的日子，北京的PM2.5和台风有关和气侯有关，北京前几天的风也不少，但是最近几天的情况发生变化，PM2.5达到360多，我昨天早上碰到北京的同事，PM2.5达到365，这两天全部是严重，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车开出来了，人也上班了，特别是河北、山西的工厂已经开工，现在导致的情况是什么？如果这边开工以后，在这边过日子很难过下去。

关于需求方面，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与相关的刚才、建材、化工等主要工业品历史需求峰值的出现，这个就不展开说了。现在问题怎么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转换。首先我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增长速度放缓以后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说如果我们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把问题抛给他。还有人说，这是主动调控的结果，这个话听起来还不错，但是里面有一个潜台词，今天想下来就下来，明天想上去是不是就可以上去，实际上上不去了，因为潜在增长率下来了，如果一定要下来，麻烦很多，很多时候吃不完还要兜着走。从经济来看，我们的是6—7的增长速度，从全世界来看，我们中国还是排在前面的。我们的经济增长的基数已经很大，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过30年的发展，基数已经很大。其实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前途还是令人鼓舞。

跟国际比较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量到2020年，我们的经济总量按照美元计算，将会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前两天的FM报道说我们已经超过美国，但是这个报告有争议，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平均水平还是比较低，但是我们的人均收入已经可以达到先进国家的概念。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不错，到时候大家投资、旅游、上学要腰板比现在要硬，所以发展还是很好的。

这两年我们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的经济结构过去说有问题，什么问题，投资为主，工业为主，更多依靠外需，这是有人批评中国模式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发生一些转折性的变化，我们第三产业的比重去年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消费的比重前年超过投资，去年出现反复，今年又转回来了。入口以前都是20%以上，现在所谓的新常态基本上是5—10%，主要都是国际上需求的变化，欧洲、美国的出入跟我们有变化，但是随着我们的竞争，我们的出口率在下降，将来维持在5—10%的基础上。

另外我们的经济运行的质量总体来说还是不错，就业是大家最关心，虽然增长速度有所回调，就业问题不是现在很突出的问题，人口不够，招工难的问题比较突破。2005年我们的就业人口岗位是80万人，现在一个就业人口岗位是160万人。过去我们的企业如果是10%的速度，企业的盈利状况如何，如果盈利模式不变，如果经济速度低于7%的时候，大概有40%，甚至更多，接近一半的企业出现亏损，今年1—9月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达到10%左右，还是不错。财政收入在8%左右。金融财政风险有所加大，诸位比较清楚，但是总体在可控范围之内，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仍面临巨大挑战。尽管我们的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是大家看一下，转型中很容易出现问题，我们经济增长还是比较稳定，在转型期很容易出现问题，我们现在不是问题，我们的问题很多，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出现不可收拾的大问题，即使有风险有问题，在可控的范围内，这个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是非常不容易。中国经济虽然有所回落，但是符合规律。

第二，如何理解新常态，大家可能很关心，目前的经济走势，目前的经济走势下行压力加大，昨天央行降息，为什么？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近年来曾出现的回升主要是由于存货调整和预期改善，持续时间补偿。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或者说，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还将有一个探底的过程。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跟大家交流一下。中国经济很复杂，我们学了很多书，书很厚，复杂问题可以简单化，中国经济高增长由于高投资，高投资中间有三块构成，在过去几年基础设施大概在20—25%，房地产占25%，制造业占35%以上，这三样合起来差不多占85%左右。所以，高增长回落到位，必须高投资回落到位，如果高投资回落到位就需要三只靴子落地，第一只靴子：基础设施投资。第二只靴子：出口。第三只靴子，房地产投资。

这是一个速度的问题，具体的速度多少，我只是说7和8的速度往下调，但是即使调一下，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是可以承受，某种意义上我们有这样的速度，我们希望能够中高速增长触底成功以后，保持一段时间，这就是所谓的新常态。如果这样2020年的目标都能实现，增长速度的变化最能引起人民的关注，但是这是最表面化的东西，关键是看速度之后发生什么变化，什么变化？结构转变。增长动力我们更多的依靠生产率提升和创新驱动。发展目标更多重视增长。体制上我们需要转型，有效的政府加强有效的市场。

在这种新常态底下，我们经济的重心，切实提升增长质量及为中心，实施以质取胜应该成为新常态下的大战略。今后一两年将是中高速增长的触底期，金融风险的集中释放期，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转换的关键期提高增长质量已经讲了多年，现在到了不落实不行的时候了。以速度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切实以提高增长质量为中心，以质取胜应该成为新常态下的大战略。

质量决定速度，六可质量指标：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但是执行起来很困难，速度指标应当成为因变量，以质量指标倒推增长速度。能够保障增长质量的速度才是合适的速度。刚才我讲的六可的指标当中，企业可盈利这一条很关键，是其他几条的基础。企业如果搞不好，企业搞不好，很多人就失业了。我们的企业由过去10%左右，才能赚钱，这个模式将来是7%，要解决一个企业中高速增长情况下，新的盈利模式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讨论过，今天的互联网很火，有很多的企业在美国上市，到底有多大潜力，到底是泡沫，还是真的有增长潜力，我想讲一下，中国随着高速增长期的结束，我们100个企业，以后还需要100个企业吗？企业可能就只剩下10个企业、20个企业，他们会发生重组整合。现在互联网，特别是大数据这类新的技术引入，使我们的产业重组跟以前不相同。最近几年变化，最火的就是网购，比如“双11”，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有了这些新常态，从而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流动成本，以及我们的销售成本，引出我们很难想象的生产消费流通领域，这真是一场产业革命，这是中国最大的机会。咱们珠三角的产业升级一定对这个领域高度重视。

今后10年、20年在目前的背景下，进入新常态以后，增长速度下来了，但是增长质量要上来。中国将来不可能在所有的行业里面都具有一流的竞争力，但是有一些行业要形成长期竞争的格局，到底哪些行业？能够在20年、30年、50年能够活下来，而且具有竞争力，我们现在很难说，但是我强调两点，第一，我们一定吸取一些国家的教训，第二，留下的行业，很可能大多数是传统行业，在法国你去买什么，法国的红葡萄酒，意大利的瓷砖等，珠三角大量的还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来一部分也有长期稳定性的产业，不要追求时髦，那是不对的，关键是你有没有绝招，别人拿不走的竞争力。

这就是我今天想谈的重点，我本人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如果讲的不对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刘世锦先生全面解读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正如刘世锦先生所说，“新常态”最关键的是结构变化，经济增长的动力将更多地依靠生产率的提升和创新的驱动，未来需要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那么，在这样的变革大潮中，我们就将如何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发展竞争？

我们请出第二位演讲嘉宾，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曾智华先生发表主题演讲：《中国全球新战略：提升价值链，增强软实力，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掌声有请！

曾智华：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感谢这次会议的主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日报、雅居乐集团，给我这次机会探讨中国新经济下的新常态。额我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些观点都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演讲的主题是：《中国全球新战略：提升价值链，增强软实力，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

今天我的演讲当中有英文，本来是想把英文删除，但是有一个原因，前几天我去一个国家出差，但是他们说了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他们说中国是我们非常友好的国家，对我们经济建设作用非常大，我们也是寻求中国很多的专家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把中国好的经验传播给我们，可惜我们找遍了很多地方，找不到讲英文的跟我们沟通。所以他要找其他国家的人，所以我今天把英文放在上面，给大家学习英文的机会。

重要经济面临的挑战。今天的经济速度放缓，经济新常态进入7%左右的增长，这是我们经济的潜力，这是正常的转型，因为我们中国需要进入理性的阶段，我们站稳了，我们才能更强。

我们经济有哪些挑战？经济再平衡，制造业占GDP45%左右，经济仍主要依赖于出口和投资，内需所占比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促进结束创新和产业升级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资本效率下降，面临刘易斯拐点，进一步开放和促进服务业，服务业50%超过第二产业，但是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服务业仍然比较低。城乡和地区差别：收入、教育、医疗、就业方面还有东西部差别很大。下面一个挑战就是能源和环境的挑战，2012年，中国大概消费36亿吨的煤和5万亿千瓦的电，这也是为什么雾霾这么严重的原因。石油进口大国，环境成本高达10%GDP。还有金融改革和地方债务，2012年，全部银行的利润高达1.24万亿人民币，大约全球的1/3，但坏帐率也在上升，如果地方债和房贷违约风险增加，坏帐率可高达20—30%。中国进入养老社会，如何加强社保体系，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险等，所以这也是很大的挑战。

中国在2001—2013年从40%—46%提高了不少，但是跟美国、日本、韩国，韩国是60%，我们跟韩国都有一些差距，跟日本、美国也有很大的差距，这些差距说明我们有很大的空间，服务业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我们要把握机遇。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民间消费是在下降，2001年的时候46%，2011年36%，2013年34%，跟2009年差不多的情况。这就说明老百姓的这一块口袋里要有收入，下一步内需要上去，不能说需求消费来自政府方面，所以这是结构性的问题。

中国知识经济指数，德国、美国、英国、日本、法国、韩国、中国都放在一起，最上面是德国，第一项包括体制环境、法律、开放环境。第二项是创新，决定知识经济的情况。第三项是教育，第四项是信息通讯技术，这是很重要的载体，包括互联网、云计算都是依靠ICT，如果用这些衡量知识经济，德国金融危机以后有一些萎缩，美国金融危机也有所萎缩，包括政治体制方面，两个国会之间打架，所以他们也是一直下降。有些国家，日本也是这些情况，发达国家都是这些情况。但是中国跟1995年相比我们都在发展中，这是可喜的状况。

我们把中国、德国、美国进行比较，这个图看的很清楚，监管框架、税收体系衡量你的经济机制，右边主要是创新，包括版权收入，知识产权，你引进了多少别人的知识产权，别人引入了你的多少知识产权。中国在数理化方面非常厉害，在美国华人的小孩都是非常有潜力。大学跟企业之间的互动，这些东西相对来说比较高，虽然比其他的两个国家低一下，专利，在科技文件发表的文章，还有企业研发的投入等等，这方面虽然低，但是低的不是很多，这说明我们的路径是对的。现在虽然量上去了，但是质量还是有一些问题。

看研发占GDP比重，2012年1.76，到2012年是1.98，美国2010年是2.74，20122年是2.79，日本2010年是3.25，2011年就是3.39，韩国是3.7，德国是2.8，法国2.2，发达国家虽然低了一些，但是也不是特别低。大家看生产要素，土地、资本效率如何？这是我们和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做的城镇化报告，也是最新刚刚出的，根据我们的研究，资本的回报率在逐渐的递减，资本占GDP的比重，投资率在中国蓝色是2000年的数据，橘色是2010年的数据，中国2000年到2010年中国的占GDP的比重占48%，巴西、南非是20%。资本增量的产出率在恶化，底下看到是人口的规模，基本的回报率都在下降，所用的资本要多才能产出效应。

2001年的时候，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的17%，2010年平均达到77%，10当中增长了4.5倍。在看看土地的价格，工业的用地价格被扭曲，蓝色是商业用地，红色的是工业用地，在50万—200万规模的城市当中，工业土地的价格相当于土地规模的10%，工业价格提升不到土地的15%，1000万以上的人口也是，土地供应价格不到土地价格的10%。

开发商在中国的发展经济当中占的非常大，在2000年占了GDP的20%，出口的60%，外资的46%，创造了3000万就业岗位。现在特区不是特别现象，而是特区不特。一个是恶性的竞争和同质化，恶性竞争和高度同质化导致效率底下。产业分割，在美国20%的土地，产出60%的国民生产总值，纽约可以产出非常高，而且主要在高端的环境，一个城市占80%的经济状况，中国减少产业的分割，这样人太才能集聚，这就是集聚的效应。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朋友去北京拍照片，和美国的进行对比，蓝天差别非常明显。缺乏与城市的协调和融合，开发区有时候发展的路径和城市发展的路径脱轨，包括城市、交通都是很融合，这样开发区很难有长久的生命力。

这是开发区面临的挑战。那么，怎么办？中国怎么迎接新的全球战略？我们要走向全球，首先我们的内部，各方面的转型要很有条例，向外走并不是跟所有的东西脱节，第一，转变政府职能，从行政管制者到市场的归置者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第二，加强法制建设，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第三，促进技术春心和产业升级，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到以下这几点：1、更好的人才战略，因为我们的体制上不是很接轨，尤其是社会科学，做管理到中国并不一定有用，这是不是很接轨的人才市场，现在需要大批有思维，懂得世界运作的人才，中国在这方面的储备还远远不够。中国的精英把孩子送到国外上学，在华尔街有一个有名的学校，这个学校的学费很贵，这个学校有1/3的孩子都是华人，所以他们都是讲国语，这种现象在以前很少见。所以，我觉得人才建设非常重要。2、加强产学研纽带，尤其与国外的合作。我们的绩效表现在你的科学成果有多少，真正转化成生产力，在中国500个理工科的博士生、博士后的论文，500个当中只有一个转变成一个产品，但是在美国100个人有5个人可以转变成产品，这就是100：5的差别。3、在发达国家建立研究中心。4、并购先进技术。5、积极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如中国东盟自贸区等。6、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吸引高端外资。7、鼓励绿色增长。8、促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市化。9、加强产品质量和标准。举个例子来说，现在中国面临很大的问题就是食品安全问题，在洛杉矶举行一次食品博览会，中国有63个展位参展，韩国、台湾都有，中国的63个展位无人问津，这就给我们提出很大的责任，如何提出产品的质量。10、鼓励有效的对外投资。11、增强中国软实力，尤其咨询服务。我们的咨询服务非常差，我们有很多的项目，修路会招到很多中国企业，80%中标的都是中国企业，但是如果要招标，要技术咨询、规划、教训培训发出去没有一家企业投标，看中国的咨询方面是落后其他国家。12、鼓励非政府的经贸往来——商会、协会。在国外并不喜欢政府直接参与经贸，而是喜欢商会、协会。

促进更加有效、包容和可持续的空间及地区发展，现在我们是邯郸学步，没有自己的特点，接下来我们要有多元化，连接工业、园区、商业区有更好的连接，中国的高架桥很少。多样化，不要模仿其他的城市。

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达到878亿美元，占世界第三位，对外投资存量达5319亿美元，排世界13位。中国在179个国家和地区有大约22000家企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变化，向来大约70%中国对外投资者是来自制造业、零售和批发业。从2004年—2010年，来自制造业的投资者比重从59%，下降到3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这是我们的总量，这是根据量来划分，最地下是租赁和商业服务，还有零售业、交通制造业等等，可以看看中国的对外投资发展非常迅猛，不断上升。

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是什么？28%的企业寻求新的市场，寻求资源25%，20%寻求战略资产，这个在欧美比较多一点。0.2%是寻求效率提高。我们大部分寻求资源和战略资产。中美直接投资，中美投资增长迅速，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从2003年每年3亿多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700多亿美元，有66500家企业。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从2004年的3.17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25.2亿美元，存量达到217.3亿美元，占中国所有对外投资的4.1%。中国在非洲投资的行业分布，13%是Others，制造业占到15%。中国在非洲的七个开发区，在埃及、毛里求斯等等，这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开发区。

尼日利亚的工业园区，莱基自贸区，但是我们觉得很多地方不到位，待会儿我在讲。对外投资的成功案例是广东华坚鞋厂，东莞企业，年产2千万双写，2012年在埃塞东方工业园社了两条生产线，主要出口欧美。为什么要去那里投资？这是大部分企业向外投资的主要原因，一个是稳定的宏观环境，二是廉价的劳动力，三是丰富的皮革原材料，四是与欧美的优惠贸易协定。 这个企业的生产线非常大，现在已经扩展到两个生产线，埃塞要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说是非洲的中国，非常有信心。

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挑战？1、缺乏对当地法律、政策、文化和营商环境的了解。2、协调和交流上的障碍，来自治理结构、文化、语言和思维方式的不同。3、商业环境方面的挑战—如海关。缺乏了解中外的国际人在。4、落后的基础设施。5、缺乏高质量的可行性研究和商业计划。5、缺乏与当地社区和公共媒体的有效沟通。

如何客服挑战的因对之策：1、制订海外投资战略，并提供有关海外投资环境的基本培训。2、增强国际人才储备，加强交流和沟通，不只是政府，还有商界和社区。3、投资前有做实施严格的可行性研究和商业计划书。4、加强对当地的媒体公关，强化商会和行会的作用。5、要做严格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6、严格实施国际劳工标准。7、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如慈善和劳工培训。

我的PPT很长，占用大家宝贵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再做互动，谢谢大家！

主持人：再次掌声感谢曾智华先生。“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确实需要政府、企业和金融部门采取一致行动。如今的珠三角，经济特区与产业集群一直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但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变与生产成本的提高，广东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究竟我们应该要有怎样的对策与思路？而对于普通经济参与者而言，这当中又暗示着怎么样的新财富机遇？下面有请我们第三位主讲嘉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克强经济学”概念提出者黄益平先生发表主题演讲：《中国经济的下一个转型》。掌声欢迎。

黄益平：感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邀请我到这里跟各位交流，刚刚已经听了两位专家讲的新常态的问题，我也跟大家交流一下我的看法。题目有一点大，大概的意思以后我们的经济从现在开始，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为什么有这个变化？主要想说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今天中国经济碰到很多困难，从官方的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4，第二季度是7.5，第三季度7.3，政府也在采取一些微刺激。这次和以前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增长速度虽然是政府所说的目标定的7.5%，我们看到7.5%不到的一点，这个跟我们以前认为保持在8%左右有一点回落，但是回落并不大，这个增长回落让我们感受到经济困难，很多人觉得这个日子很难过，基本上过不下去。为什么增长速度下降并不多，但是大家觉得这么困难，这里有一些朋友不太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你报的7.3%，实际上有没有7%，有没有6.5%，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可能有一些因素，但是不是最重要解释的因素。有三个方面的原因，跟保8有关系，但是导致一个很直接的结果，就是养了只有在增长达到8%的才能生存的企业。GDP增长8才能微利，这个是我在国际市场上听到国际投资市场听出来，他们很难理解我们国家这么娇贵，我们国家低于2%、3%都能活下去，你们低于8%就感觉活不下去了。我们把这些企业称之为温室企业，增长速度比较合适，他们就能生存，但是跌了一点，很多企业真的活不下去，这一第一个原因，大家要适应，低于8%的增长，是新常态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方面，跟我们过去全球危机大规模的刺激有关系，大家都知道四万亿的刺激方案，当然对经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不止四万亿，地方政府、地方企业举国都在保增长，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承受的结果，经济过剩产能，过去过剩产能是25%，现在是35%。

第三方面，跟我们的成本上升有关系，我们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你早年经济发展的时候，收入水平比较低，成本比较低，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你不断的吸引外地人到这里，广东有很多外地农民工，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人均是2000美金，现在是7000美金，这就造成大批的低端的制造业都活不下去。10年前一个民工一个月1元，现在一个农工一个月5000元留不住。成本这么快上升，意味着你做过去的事情做不下去，意味着要做新的，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理解中国经济为什么要往前走，过去的做法持续不下去，光靠刺激很难持续，投资太多，过剩产能就出来，我们有人说投资很重要，投资当然很重要，没有投资就没有消费。但是投资下去就变成产能，如果没有人买，就变成过剩产能，这跟我们过去的增长模式有关系，要转变，当然跟投资相关的另外一些问题也有。比如环境污染靠投资大量的投入，我到广州来还觉得广州的环境还不错，如果你们到北京，你们的幸福指数就会高很多。

第二，产业要升级，成本低的时候你做什么都能卖出去，只要质量基本上有点保证，但是质量上升，你的竞争变得更加极力，下一步的转型，核心问题是什么？第一，过去靠投资甚至靠污染、靠低成本的增长模式已经持续不下去，不是我们要不要变的问题，是已经不可能再持续，我们只能把增长模式更加高质量，更多的依靠创新和产业升级，这是我们基本大概的基本。这个是我们习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当政以来说的问题，我们以后的经济政策是依靠经济改革而不是经济刺激。习总书记说两个事情，第一有定律，经济速度稍微慢一点不要觉得天塌下来，其实天没有塌下来。第二，要有决断力，我们要靠改革，不能靠刺激。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全面深化改革60条，很多，很多国外学家觉得我们中国的改革一直很成功，为什么改了30多年还要花大力气去改革，到底要做什么。我自己的理解，我们这30多年一直在改革，但是这个改革的路没有走完，我们核心的走的是什么？市场化。中间虽然不断的走，但是我们走的策略和其他的国家确实不太一样，他们的做法叫做休克疗法，如果向市场经济转型，把计划经济取消，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希望新的民营经济发展起来，这是理论化的转型模式，最后发现不是很成功。市场机制这个东西，不是你让他发展一夜就可以发展起来。如果大家做过商业活动，就知道，你生产西瓜能不能找到买主，找不到买主你的东西就浪费了，市场需要培育的，不是说发展就能发展起来。

我们的渐进改革非常好，我们一开始没有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我们把国有企业保护起来，所以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失业，如果一上来把企业关掉，很多人失业，显然我们的矛盾就会非常大。这就是双轨制，双轨制有两个，第一个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双轨制，希望民营企业更快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民营企业比重越来越大，国有企业比重越来越大，转变就会越来越自然。第二个是双轨制是产品和要素之间的双轨制，要素成本的扭曲向企业提供变相的补贴，想及居民征收变相的税收，独特的经营模式，即高速经济增长与严重的结构失衡。

我们过去30几年一直在补贴企业，如果想补贴企业，就会发生一个问题，有人有损失，我们的损失像居民变相的增税，像企业变相的补贴，我们可以看的更加细一点，像大型企业补贴，像中小企业增税。金融例子，金融是在正规市场，把信贷控制起来，昨天晚上减息，如果你融资不到，就要到银行外融资，你的成本就会很高。融资不到中小企业都是在外面忙，这样的成本会更高，这样就是从中小企业向大型企业分配的过程，富人有能力做项目可以从银行借钱，可以得到很好的汇报，我把不对称看成利益再分配的过程，这种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在早年是有利的，因为我们希望GDP长的越来越快，什么支撑GDP增长，生产者、出口者、投资者，经济越来越活跃，GDP增长就越快，但是我们看到一系列的矛盾在爆发出来。在很多领域的过剩产能非常突出，我们的环境非常严重，我们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不断的下降，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双轨制是我们经济碰到问题的原因。

刚才说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双轨制这个问题，30几年过去了，我们的经济改革看似很成功，但是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还在说国有企业怎么改革，国有企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没有减少，下一步我们要转型，要靠改革，改革改什么？就是把两个双轨制做了一半的工程做完。怎么做？第一，国企要改革，第二把我们过去没有放开的要素市场放开。劳动力市场，户口制度放开，平乡居民要一样对待，由市场决定资金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把这些放开，可能会使得我们的经济结构有所调整，转向新经济的模式。

事实上我们今天看中国经济，我的题目叫：中国经济的下一个转型。但是我认为这个转型已经开始，我给大家提供几个方面的证据，中国的增长模式可能有问题，中国增长模式最突出的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是增长速度很快，第二是结构性的矛盾很突出。我们看中国的经济，这两个方面在发生一些变化，过去觉得增长速度低于8天就塌下来，现在是担忧，但是天没有塌下来，也没有出现失业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慢慢接受增长速度不断放缓的过程，今年我们的增长目标在7.5%，明年可能在7%，跟这个跟过去认为8%天塌下来有很大的变化。

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放慢，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在缓慢上升，第三产业也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比重，收入分配从本世纪初到2008年一直在不断的恶化，但是2008年在慢慢的改善，一方面是增长速度在放慢，另一方面是看我们的经济结构已经开始改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改革，要素市场的改革还没有全面铺开，为什么我们的经济结构已经开始了？我的题目，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转型，这个转型已经在开始，为什么现在已经开始了？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改变，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改变，最早就是在你们珠三角开始，在2004年的时候，中国出现劳动力短缺，那个时候跟人说别人都不信，当时的中国经济情况，从1978年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增长幅度在10%，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到城市里来。现在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为宏观的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即便这个问题有争论，是过去10年民工的工资涨了15%，这个已经对我们的经济结构造成很大的影响，工资上升，利润挤压，出口竞争力受到影响，所以增长速度会有影响。1998年我们提出保8的时候，中国人口以800万的人口增加，现在以300万的人口减少。为什么消费疲软，只是我们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因为我们过去居民消费赶不上GDP。

最后一个我们看居民收入分配的问题，我觉得收入分配正如国家统计局计算，可能有改善，尽管数字不准确，但是趋势有可能，道理很简单，民工工资大幅度上升，对于穷人有好处，民工幅度大幅度上升，这个转型其实还不够，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下一步更重要的变化，需要我们要素市场全面的铺开，尤其是金融改革，金融改革已经变的非常迫切。我想简单的说一句，金融改革为什么这么重要，中国的金融已经变的很大，但是我们政府对金融活动干预的活动仍然非常高，国家货币组织做过金融调查指数，这是对资本配置、资本流动的管制，他们对全世界91个国家做了预算，中国排在87位，我们的金融体系搞的很大，但是都是政府做。金融改革是下一步改革最重要的问题，金融不改，我们碰到很多问题。

不改已经不行，即便如此，还是碰到很多问题，我们过去说一个国家的无风险收益率由什么决定，是由国债决定，我们现在不是国债决定，是地方平台决定，我们觉得这是平台无风险，因为有政府担保，实际上把融资成本都提高了，这个提高在短期内可以，但是问题是什么？银行也好，平台也好，信托公司也好，最后指望政府给他兜底，短期内可以兜住，但是问题不断扩张，以后兜不住。如果今天不把流量控制住，兜不住是早晚的事，所以不改不行。我觉得利率市场化是最核心的，但是搞利率市场化有很多问题，首先要有保险制度，无风险的国债收益率，各个预算要取消，等等很多，利率市场化要解决取消市场刚需对付的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地方政府自己借钱，自己负责，这是政府的要求。我觉得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们说花一到两年利率市场化，这个有可能，我个人不是看有多少时间，而是什么时候具备这些条件。

中国经济的转型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说新常态，我跟大家报告在过去我4、5年做的研究，如果把没有完成向市场过渡的工程做完，中国经济会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如果转型发生，中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什么变化，我个人认为有六个变化：第一，增长速度将持续放慢；第二，通胀压力可能会有所提升；第三，收入分配会将会继续改善；第四，经济结构会变得更加平衡；第五，产业升级会不断加速；第六，经济周期也许会变得更加动荡。过去是政府保增长8—10%，经济看上去很稳定，但是导致很多问题，以后要推进市场化，但是市场化越来越少，经济下行的时候，质量不太好的项目被挤出去，经济质量会提高。总体看起来很多变化，但是总结一句话，如果转型成功，我们的经济增长会变得更加可以持续。谢谢大家！

主持人：请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黄益平先生。“新常态”下，广东经济的发展确实是“既有挑战，又有机遇”。面对经济结构的变化与调整，广东企业如何创建竞争优势？新常态发展下，企业如何抢抓机遇？接下来有请5位来自于学界与业界的嘉宾，共同进行圆桌高峰论坛，掌声欢迎。

他们分别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刘世锦先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先生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曾智华先生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竞争力中心主任 丁力先生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江先生

主持人：首先问林江先生，对广东去年到今年的经济发展态势？

林江：跟全国的经济形势高度吻合，尽管广东的GDP速度比全国高一点，但是从我们过去上个世纪90年代到2000以后的情况来看，广东照样GDP的速度下滑，这个跟全国的情况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相似的地方GDP下来，可能我们带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有所增加，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广东作为出口导向，经济特征比较明显的区域，可能比其他的省市转型升级压力比较大。

主持人：丁先生，其实广东经济的转型不是今天喊的口号，在3—4年前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

丁力：全国最早。

主持人：为什么全国最早喊到目前，你估计转型升级工作做的怎么样？

丁力：广东转型升级因为在全国属于最先发展，小平同志在这里划了三个圈，总共在全国划了4圈，自然广东率先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我们的发展有很多的特殊性，特别重要的特殊性，我们靠招商引资起家，这个跟浙江来说有很大的差别。同样转型升级，如果浙江人郭晶晶下水，180度下水不能有水花，但是我们广东要180度转身360度不能有水花。我觉得方向大家都是统一，问题在哪里，可能国际国内的形势不断改变，四万亿来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四万亿，现在没有四万亿，我们要琢磨我们怎么转，所以我们显得略微有点手忙脚乱。

主持人：转我们最早提，但是我们转没有那么容易，遇到的困难很多，恰好遇到金融危机，所以某种情况下转变了转型的节奏甚至方法。转的怎么样？

丁力：如果说忽悠别人我们转的还不错，在全国也算排头兵，但是如果自己对自己有清醒的理解，万里长征还没有走出第一步。

林江：丁教授讲的很有道理，广东还是很卖力，在汪书记说的双转移，从省市的成分还是很卖力的推，困难在于县。我们说建设外向型经济是靠加工贸易出口，实际的得力者是谁？是靠土地生存的一帮人，后来不用耕种，我把土地出租，盖厂房。有很多人持续的过来要厂房，而且租金收入很可观，而且也不用干什么农活，这种情况一下子改变，让大家一下子知道，这个不可持续，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更难持续。如果我们要忽悠别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市政府也非常重视，采取了很多行动，但是到了镇一级他们对转型升级有点半信半疑。

主持人：黄教授，您在宁波做过很多调查，也听到广东的教授谈到实际的问题，您怎么回应，广东要转型，怎么转，怎么落实下去？

黄益平：转型在广东有比较成功的样板，也有比较大的困难，我从很远的距离观察，大家现在都担心东莞接收了很多产业，我相信他们的挑战非常大。深圳也是广东的一部分，深圳从建立经济特区以来一直在转，今天到深圳看产业，估计在八十年代的产业已经不见了，实际上他在不断的转型。广东经济转型的难度不像内地那么大，内地的难度大，是因为国企很多，转型的难度大。另外一个是传统的行业转型比较困难，广东的困难很难说比全国更困难。转型这个东西，其实要完全由政府来主导，我估计比较困难。转型是市场和企业的问题，政府要提供好的设施、好的环境，我们很多地方做创新，有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包括政府能不能支持一些相应的科技，研发等等，至于说具体要不要转，怎么转，留给企业。

主持人：我们问一下曾先生，您在国外考察很多，也有一些发展中的国家，或者发展中经济体，他们也遇到转型的问题，从比较的视野角度，您也给广东的转型支招。

曾智华：转型对于发展中国家都是很大的挑战，比如韩国、新加坡，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现在都已经进入发达国家，包括台湾也是。一开始政府主导，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力度都非常大。发展阶段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市场没有发展起来，很多地方都缺位，政府必须来带头，你看世界各国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东南亚的国家也是这些特点，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到了中高端收入，企业的力量起来，企业也知道怎么做决策，怎么竞争，这需要政府逐渐的放开，不要什么都是政府规划、主导。现在是高投资、高浪费，包括资本的效率都在下降。这个时候市场的力量应该更加讲话。

珠三角和长三角相比，珠三角的增长速度很快，现在你看长三角后发的潜力逐渐的发挥出来，民间的企业为主，投资的效益包括增长的可持续性，企业的质量，研发的比重长三角高于珠三角，优势已经开始有了。珠三角要有好的法律监管体系。贸易很发达，你可以变成东南亚的贸易服务投资的枢纽，还有中小企业的融资，这种模式要加以推广。还有研发平台，我们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以往的模式，镇、或者县为单位及研发模式根本不行，你要进行整合资源，包括资本的资源很多，才能显出优势，广州、长春都应该有整合，下一步中国要增强企业的实力，要进行转型，要进行企业重组和兼并的过程，这样才能体现创新的活力。广东要打造一级的环境，我们的竞争对手是上海和北京，还有新加坡相比，只有这样，你才能吸引高端的人才，做金融。打造宜居的城市，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林江：广东在这么多年以来，市场还是非常好，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从加工到出口导向，基本上还是建立市场的环境，但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可以看到，很难用市场的原则进一步转型升级的成效或者指引，关键在于广东有它的特殊性。像东莞，东莞这样一个城市，在经济最畅旺的时候，人口超过840万。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对高端服务需求比较弱，他们就想在这个地方待个两三年就走了。你要在这里发展高端文化创意产业，这些人没有这些需求，如果我是投资者看到你这840万人口都没有这种需求，我就不会来了，所以这个城市就很尴尬了。我们广东是需要满足佛山、东莞、深圳的需要，凭什么人家要满足你这个情况，这个就是市场的原则，我自己看能不能生出来，或者引进外来投资，搞了产业研究院，搞了很多平台，效果还不是很明显。深圳是广东的一部分，它在广东非常特殊，因为它不受广东省的影响，广东省对它有干预，它根本不理你。

丁力：换句话说，深圳不代表广东。

林江：深圳有一些产业，比如物流、金融它跟香港紧密相接。深圳发展比较好的企业，是香港紧密相接的产业。

黄益平：我想问一个问题，低端的制造业做不下去，成本在上升，你觉得没有人投高端的制造业，如果你是市长，你会采取什么措施？

林江：现在广东也好，广州也好都在配合新型城镇化，第一个概念把本地的务工人员，尽可能的争取让它变成本地人，过去的东莞入户的门槛定的很高，希望更多有能力的外来工，都可以入户。另一方面，吸引周边地区，甚至全国的人才融资到东莞，改变人口结构，这是配合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是北上广深，而是像东莞这样的二、三线城市。

主持人：重要是人的问题，而且是留什么人的问题，配合过程，想办法找出一条新路。

黄益平：林教授和我说的并不矛盾，我担心一个地方政府要产业升级，今天谁来做，至于林教授户口制度改革，这么多人一大部分人可以留下来，我举双手赞成，我们有一些国家新型产业引导，你在这里做，我可以给你支持，这是基础性的工作。

主持人：曾先生，珠三角和一带一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一带一路是经济吗？

曾智华：珠三角经济经贸往来和沿海地区非常密切，下一步的地位是眼光向外，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很多的企业已经走出去了，包括东莞很成功的例子。走出去是很好的选择，一个是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其实走出去也把中国的文化带出去。第二，像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自由贸易区，如果门打开，找到突破口，这是非常重要的。

丁力：一带一路对广东来说，从现在的科学来说，有机会，但是不多。因为一带一路是发展的空间，广东的商人必须有长袖善舞的能力，如果我们的企业在市场上能够成为资源配置者，一带一路就是对我们的巨大的潜力。

林江：一带一路对广东的企业家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首先从地理位置来说，广东在华南地区，一带一路的一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里面有很多的基建项目在增加，未来基建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还有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四国银行，都代表中央层面在经济层面上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广东在华南，在一路上面，至少在基建领域有很多的机会，加上香港、澳门、东南亚有传统的联系，这些联系都可以为广东珠三角的人服务。

黄益平：一带一路是国家宏观战略，可以为国家提供各种机会，但是有一个前提，你必须具有竞争力。

主持人：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在新常态下，广东的企业家们坐在这里，您觉得哪些行业比较有愿景、或者远景？

林江：第一，医疗保健，医疗保健是什么？人的老化很厉害。第二，创意产业，这都是在新常态下，人的需求不断的转型，往高端化发展。

黄益平：第一，收入水平提高，大家对高端服务品和制造业需求越来越多。金融服务、旅游行业、教育行业、医疗行业，还有环保行业，我认为环保行业会有很大的潜力。

曾智华：互联网网上的金融，网上的购物，像阿里巴巴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新型的产业。技术咨询，咨询行业中国非常弱，还有管理上的咨询，这个领域的空间非常大。

丁力：我和他们的想法略有不同，新常态要有平常的心，我最看好的是农业，因为人离不开吃饭。

主持人：谢谢四位嘉宾的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展开。等会儿，我们一起拍照留念。我们今天第一位发言的嘉宾告诉我们什么叫新常态，第二位嘉宾，观察新常态要有国际比较的视角。第三位嘉宾，新常态的机遇和改革的重点。四位嘉宾探讨是新常态对广东的贡献在哪里，所以各位嘉宾贡献了他们的远见卓识，非常感谢！

今天，我们的首场峰会论坛已告一段落。但第三届新经济力量论坛仍未结束。12月6日，让我们相约在广州新黄埔雅居乐富春山居，“预见未来——寻找经济新动力”企业界分论坛。

除了创新性地引入了众多知名企业的最新科技产品进行现场互动展示以外，特斯拉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吴碧瑄、光启科学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刘若鹏、立白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陈凯旋等新兴产业掌门人将到场，与我们一起探讨中国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剖析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新动力，以及描绘“科技改变生活”的美好场景。

籍此机会，我宣布第三届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预见未来——寻找经济新动力”企业界分论坛现在正式开始接受大家现场报名抢票。有意向的听众可以移步至雅居乐剑桥郡国际文化中心（销售中心前台）报名，免费领取企业界分论坛入场券。12月6日，我们不见不散。

掌声感谢嘉宾的同时，请五位嘉宾留步。邀请各位主办、承办、协办单位的嘉宾上台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