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田歌
忘了从哪一天起,朋友圈成为天气预报的最新阵地。每一次晴空万里,“广州蓝”从城西拍到城东;每一次雾霾围城,朋友圈瞬间灰惨惨一片,段子与口罩齐飞。
这些照片里,最具传播性的角度大多出现在珠江新城。小蛮腰不见了,西塔东塔不见了,高楼大厦统统被斩了首,水泥森林变作一块灰布。穹顶之下,住豪宅与住城中村其实并无区别,我们都面对着同一个敌人。
广州市环保部门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广州市PM2.5年均浓度为39微克/立方米。根据广州市“十三五”规划纲要,到2020年,这个数字必须低于30微克/立方米。
四年时间,我们能否洗刷出更蓝的天空?
灰色囚笼
去年11月,刘弘卫搬进了广州某个位于江畔岛尖的豪宅。230多平米的大平层,主卧有扇巨大的落地窗,江景近在咫尺。
敞亮的落地窗里,珠江不太清澈,但高楼大厦营造出的繁华足够炫目,寸土寸金的都市中,它能带来无上的快感。这是属于成功者的景观。
搬进新家的那天,刘弘卫在窗前站了快半个小时。十三年前,他从老家榆中只身来到广州打拼,从一个倒卖皮具的小贩,到现在坐拥皮具城十几家商铺的老板,他觉得自己总算熬出了头。
随后,冬天来了,空气渐渐浑浊起来,终于有一个早上,窗外的景观被灰暗彻底淹没,刘弘卫告诉我,他觉得像回到了少年时被沙尘暴侵袭的老家。那天早上,他照常去皮具城谈生意,灰暗中混杂着皮具刺鼻的味道,工人们抱怨着日渐恶劣的天气,那一刻刘弘卫发现,在空气的囚笼里,广州终于实现了众生平等。
刘弘卫不知道,现在还不是最坏的时候。
柴静在纪录片《穹顶之下》中提出过一个说法:十年前山西的雾霾,其实远比现在严重。
将纬度向南平移至广州,这个说法同样成立。科学界将雾霾称作“灰霾”,暨南大学大气环境安全与污染控制研究所教授吴兑告诉我,“灰霾”一词其实早在2002年12月就已诞生。
2002年前后,珠三角的雾霾有多严重?吴兑的答案是,和现在的北京差不多——但那时候,我们都以为天空中飘着的只是“雾”。
事实上,不仅是广州,中国大陆的灰霾高峰期均出现在90年代。根据气象部门提供的全国霾日变化图,上世纪50年代,由于大跃进导致的砍树、炼钢,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雾霾高峰。改革开放后,工厂拔地而起,雾霾再度增加。
但在当时,人们还沉浸在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积极变化之中,没有人关心天空。进入90年代,珠三角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工地、厂房林立,陶瓷厂、制衣厂、造纸厂、玩具厂、五金厂……彼时生产技术和排污手段都粗暴落后,监管严重缺失,每一个小工厂都是排污重地,灰霾天气进入十年高位振荡。
环境科学学报《近十年中国灰霾天气研究综述》显示,正是由于十多年前珠三角空气污染严重,2003年至2005年,珠三角在国内首次建设了区域大气成分观测站网,用于研究灰霾,为国内首次发布灰霾预警信号提供了技术支撑。
2003年11月2日,是迄今为止广州PM2.5浓度最高的一天,吴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照片,图中一片昏黄,乍一看,以为是北京二环。当时,广州还没有测算PM2.5的设施,但根据当日空气其他成分进行估算,PM2.5浓度至少达到了每立方150多微克——是今天广州PM2.5浓度的15倍。
“广州至今也没有哪天的浓度超过这一天。”吴兑说。
霾自何处?
雾霾最严重时,一个段子横行天下。
“霾,我只吸广州的。相比于京霾的激烈、沪霾的湿热、湘霾的阴冷,我更喜欢粤霾的醇厚、真实和具体。口感甘冽适口,吸入后挂肺持久绵长,让品味者肺腑欲焚,欲罢不能。”
如此醉人的“羊城特产”来自哪里?吴兑表示,工业是广州细颗粒物的主要污染源。
广州市环保局公布的《2013—2014年广州市大气细颗粒物(PM2.5)来源解析研究成果》佐证了这一说法。工业源占比32.1%。其中燃煤源占20.6%,工业工艺源占11.5%。机动车尾气即交通排放源占21.7%,其余则是扬尘、生活排放、生物质燃烧等等。
“广州霾”和“京城霾”哪个更重口味?很难比较,但仅从燃煤来看,两者难分伯仲。
北京冬天寒冷,居民用煤需求更大。虽然散烧煤用量远不如工业用量,但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朱彤等人的研究结论显示,居民用煤才是雾霾的主要元凶。根据其调查结果,北京居民家庭使用能源量仅占总能源用量约18%,却制造了50%的黑碳粒子排放与69%的有机碳粒子排放。
在广州,冬天似乎少有人烧煤取暖,燃煤污染主要源自工业。但与我们想象中的大工厂大烟囱大排污不同,“广州霾”同样深受散烧煤之害。
随着技术的发展,燃煤电厂、石油炼化、冶金钢铁、建材水泥之中,燃煤电厂由于受监管严厉,环保水平反而最高。“我们治理燃煤的目标是对,但我们主要治理的是占比50%以上的散烧煤,而不是把重点放在规模化的燃煤电厂上。”吴兑介绍,广州乃至珠三角的散烧煤大量来自小企业,尤其是服装印染、纺织、化工等需要加热的工厂,普遍自备小锅炉,排污严重。
广州的产业结构还造就了“广州霾”的其他特色。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是广州雾霾污染源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其中,汽车、集装箱、船舶喷涂等涂装业带来的污染量最大。此外,还包括玩具、印刷、文具、化妆品等溶剂用量较大的产业。
针对雾霾排放源,广州市“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清洁空气工程”,要求从燃煤、交通、航运等各方面进行优化减排。交通方面,包括严格控制机动车保有量、推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汽车、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到2020年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的比例提高到65%。燃煤方面,关停、拆除高污染中小锅炉,鼓励使用太阳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此外,还包括道路、堆场扬尘防治,推进餐饮业污染防治。
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的要求,到2020年,广州PM2.5的年均浓度必须下降至30微克/立方米,我们能否按时完成这个目标?
“有可能实现,但治理方向要调整。”吴兑说。
但在吴兑看来,治理雾霾像是在压弹簧,从十厘米压到五厘米很容易,从五厘米压到两厘米很难。
20年来,珠三角的气溶胶发生了重大变化,粉尘污染减少了,但氨的比重迅速上升。长期以来,广州在治理空气污染时比较重视一次污染,比如扬尘、锅炉除尘,但吴兑表示,实际上PM2.5主要是二次污染物,不能直接减少PM2.5,而是要减少形成PM2.5的东西,比如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
“如果措施老停留在建筑扬尘和马路扬尘上,就收不到效果。”吴兑将其比喻为“老鼠满街跑,但我们做了个笼子抓狗熊”。
具体到广州,除了常规的推广公共交通、推行集中供热外,主干道的方向设置其实也能对雾霾起作用。
吴兑介绍,每个城市都要“通风廊道”,在自然状况下,该地区有一定的上行风向,政府部门可以把交通主干道的方向和盛行风方向尽可能平行,利用自然资源排污。
“广州的上行风向为东北风,干道最好是东北-西南方向。”吴兑建议。此外,植被对气态污染物的吸附有明显作用,湿地更是功效显著,建议广州多建设、维护湿地保护区。
应对雾霾,房企别跑
雾霾围城,房地产“功不可没”。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数据显示,中国40%碳排放量来自于建筑和房地产业,且不论这个数字多么触目惊心,我们日常所见的楼盘工地扬尘漫天,这已是肉眼可见的空气污染。房地产业消费着空气、水、树木等大量自然资源,本应对治理空气污染有所贡献。广州作为房地产“华南军团”的大本营,房企巨头云集,但在标准排名发布的“2015中国绿色地产运行典范TOP10”中,广州无一家房企上榜。
为了减少房地产与建筑业带来的污染,近年来,国家致力于发展绿色建筑。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到2020年,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重要达到50%。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十三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之一,提出“积极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加大建筑节能改造力度,大力发展钢结构和装配式建筑,提高建筑工程标准和质量”。
绿色建筑含义广泛,事实上,实施起来并不那么僵硬,除了减少扬尘、使用环保建材等方式,还有多种灵动创新的办法可以让房子更为环保——比如,在屋顶种树。
不少房地产项目尤其是商业项目已开始尝试。在广州,太古汇是“屋顶种树”的著名代表,位于太古汇三层的空中花园像个小型丛林。由于建筑设计的缘故,实施屋顶种树需要相应技术体系,在业界,它被称作“立体生态科技系统”,如今,逐渐运用至万科、保利、碧桂园、富力、侨鑫、星河湾等房企中。
联合国环境署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城市屋顶绿化率达到70%以上,那么这个城市上空的二氧化碳含量将下降80%。“我觉得在城市里面10层以下都应该做绿化,建成垂直绿化带,让建筑丰富多彩一些。”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秘书长杨学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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