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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广州 如何解决住房难?

2018-01-07 09:26:59 来源: 羊城晚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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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广州 如何解决住房难?

民国时期,珠江边的房屋

民国的广州 如何解决住房难?

清末广州的贫民窟,《泰晤士报》驻华记者George Ernest Morrison拍摄

民国的广州 如何解决住房难?

广州市第二劳工住宅,《东方画报》1935年第32卷第11期

民国的广州 如何解决住房难?

民国后期广州市政府发行的住房彩票『房屋义卖券』

□李开周

1为劳工开发集体宿舍——“平民宫”

抗战后的广州,闹起严重的房荒。1947年9月的《快活林周刊》上,刊登着这么一条短讯:“最近广州也闹起房荒来,外来旅客想在广州过夜,如无熟人,很难找到旅馆,往往经月开不到房间,只能到疍家船上去……”1947年12月11日的《大报》,还用了一句形象化的说法来描述广州的房荒:“在广州找房屋比找工作还难,三个月可找着一项差事,三年还找不着一间房子。”

房荒如此严重,民国时期的广州当局是如何应对的呢?

平心而论,当时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来解决房荒。

早在1930年,素有“南天王”之称的开明军阀陈济棠就给市政部门拨款,在广州建造了第一座“平民宫”。

这座平民宫其实是为低收入阶层开发的集体宿舍,在1931年8月建成,12月投入使用,共有床位268张,分为甲、乙、丙三种。

甲种床位较为高级,每半月收一次租金,每次收租2元,相当于月租4元(毫洋,下同)。

乙种床位较为低级,也是每半月收一次租金,每次收租1元,相当于月租2元。

丙种床位是条件最好的,跟旅馆一样按天收费,每天收租2毫,也就是0.2元,相当于月租6元。

1933年,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调查处搞过调查,广州建筑工人月薪在25元到40元之间,油漆工月薪在35元到45元之间,自来水厂的水管工月薪在40元到60元之间,货车司机月薪在41元到50元之间,电机修理工月薪在46元到50元之间,码头工月薪在6元到30元之间,纺织厂女工月薪在11元到25元之间,人力车夫月薪在10元到40元之间。

我们对比平民宫的租金和劳工阶层的收入,可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租得起平民宫的床位。

平民宫只提供床位,而不提供单间,劳工去那里租住,生活上会不会感到不便呢?应该不会,因为根据陈济棠的设计,那座平民宫居住起来是相当便利的。

第一,每个床位都配有被褥、枕头、蚊帐,有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定期更换和清洗,租户拎包即可入住。

第二,床位之间设有书桌,房间外面还有储藏室、阅览室、浴室、餐厅、小卖部、乒乓球室、公共图书馆,甚至还有一座“平民结婚礼堂”,可供年轻租户举行婚礼。

第三,广州市政府与中山大学合作,定期在平民宫举办“平民讲堂”,还开办了“平民幼稚园”和“平民识字学校”,可以让租户及其子弟就近享受免费教育。

对于当局的善举,媒体给予了衷心的褒扬。1930年平民宫动工之时,就有文章写道:“今天是平民宫举行奠基礼的日子,在这个隆重的典礼当中,我们对于陈总指挥之关心民瘼,及林市长之悉力经营的精神,应该加以极深的敬礼。”这里的“陈总指挥”指陈济棠,“林市长”则指当时的广州市长林云陔。仅从为劳工阶层建造平民宫这方面讲,这两个人是值得“加以极深的敬礼”的。

在第一座平民宫建成以后,广州又陆续建造了其他形式的廉租房。截至1937年12月,本市共有平民宫一座、“平民宿舍”五座、“劳工住宅”四座、“劳工安集所”两座(见1937年《广州市财政统计》第32页)。与此同时,广州市政府又陆续腾出29所寺庙和道观,经过简单改造,又以极为低廉的租金租给了没有固定住所的人力车夫。

2用国际援助来缓解房荒

差不多就在广州平民宫动工的时候,上海市政府也分别在闸北和南市动工兴建两座“平民住所”。这两座平民住所共有房屋500间,仅限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等低收入劳工租住。

1931年1月24日,上海《生活周刊》刊发评论,夸奖上海市政府解决贫民住房难的努力:“市府当局能努力于这种下层工作,脚踏实地的做去,实非空嘴说白话高唱民生者所能望其项背,我们以为各地市府及行政当局应亲为模范,勿让上海市府专美。”其实广州也在搞廉租房,并没有让上海“专美”。

继上海和广州不断推出各种形式的廉租房之后,南京、杭州、汉口、天津、青岛、长沙、郑州等城市也开始兴建廉租房,通常命名为“平民住所”、“平民住宅”、“劳工住宅”。在廉租房的命名规则、租赁政策和管理制度上,后面这些城市从广州和上海学习了许多成熟经验。

但是受当时的局势和财力所限,廉租房一直处于僧多粥少的状态,远远无法解决大多数低收入市民以及外来农民工的居住需求。以上海为例,1930年城区人口已经高达300万人,而在这300万人当中,从江浙农村和安徽农村涌入并长期定居于上海的农民工则多达130万人,区区几百间廉租房,怎么能满足这么多人的需求呢?故此1934年第1卷第4期的《新生周刊》写道:“三百万人口的上海,大多数的勤劳大众无家可归,住茅棚,睡马路。”

抗战胜利后,房荒更加严重,各地市政府除了继续拨付财政资金建造廉租房,又采取了一些新的应对措施,请允许我分别陈述之。

第一项措施:努力争取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协助,用国际援助来缓解房荒。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于1943年,正是为了帮助中国这样受灾严重而无力重建的国家而设立的。从1945年1月1日起,国民党政府就在重庆设立了“中华民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随即狮子大开口,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申请援助25亿美元,最后得到了超过9.4亿美元的援助(当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可以支配的全部资金才20亿美元)。这笔巨款的一部分被国民党用于内战,一部分被国民党官僚贪污,也有一部分被开发成了新式的廉租房——“善救新村”。

从1945年到1947年,长沙、衡阳、青岛、广州、上海、宁波、杭州、汉口、天津、柳州、桂林……各地的善救新村陆续建成,在缓解战后房荒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有些内陆城市制度落后,效率低下,无法按照联合国要求的标准建造善救新村,例如我的老家河南开封,只能用美国无偿援助的军用帐篷(实际上是美军不用的帐篷)搭建非常简陋的难民房,但是毕竟为无家可归的难民提供了一点点温暖。

3强令业主出租空置住房

第二项措施:修订法律,强令业主出租空置住房。

早在1944年6月,抗战尚未胜利之时,著名作家张恨水就在重庆《新民报》上说:“所谓房荒,只是荒了大多数人,却有极少数人反有房多照顾不过来的痛苦。”张恨水的意思非常明显,民国时期所谓“房荒”,绝非所有人的房荒,有些权贵和富豪的住宅其实是多到住不完的。

1930年总第353期《广州市政周报》上也谈过:“本市区域内,何尝没有雕梁画栋的高楼大厦?然而这只是少数人的享受,普通人都觉得这仿佛是土侯宅邸、月宫仙府,自己实在是没有一些居住的福分。”

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观点,富人如何消费,如何支配自己的财产,如何享用自己的不动产,那都是私人权利,政府无权干涉。但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房荒极为严重的中国,由于政界的腐败极其严重,商界的囤积非常恶劣,广大无房民众积怨已久,为了化解民怨,延续统治,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1947年出台“空屋限令出租”的法令。

这条法令的要点是这样的:“可供居住之房屋,现非自用,且非出租者,该管政府得限期于一个月内,命其出租,自用房屋超过实际需要者,依《土地法》第96条之规定,得限期命其将超出需要部分出租。”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两套住房,目前只住一套,另一套尚未出租,那么就必须推向市场。如果你只有一套住房,但是面积超大,完全超过了正常需要,也要把这套房子隔开,将其中一部分推向市场。

问题是,这条法令真的能够实施吗?甭说在信息技术非常落后的民国,即使到了今天,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没有哪个政府能让这样的法令落到实处。为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要我不想出租自己的房子,就可以不出租,略施小计而已。

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那些有房子多的人,为何让房子空着不住又不租出去呢?

原因一点儿也不复杂:人家不想租。为啥不想租?一是不差钱,不需要那点儿租金;二是国民党政府为了保护广大房客的基本居住需求,刻意打压房东,结果却催生了一批地主恶霸似的二房东。二房东没有产权,但上用白道欺负房东,下用黑道欺压房客,从中赚取本该由市场手段调节的那笔利润空间。结果呢?房东没有得到实惠,房客也没有减免房租。为了不挨房客的骂,不惹二房东的麻烦,一些房东真的宁可空着也不愿出租。

4 用彩票利润来建造“庇寒所”

第三项措施:发行彩票,用彩票利润来建造“庇寒所”。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政府在各大城市发行过一批福利彩票。看外形,是一种两指宽、六指长的彩色卡片,比扑克牌小,也比扑克牌窄,就像古代中国的叶子牌似的。正面顶头印着五个字:“房屋义卖劵”。五个字下面是一幅小小的套色版画,画的是都市街景:高楼大厦,宽广的马路,马路两边挤满了因为国共内战而无家可归的难民。再下面印着面值:“国币XX圆”,意思是要买这张彩票得花多少钱。

像这样的彩票,在广州、上海、宁波和西安都发行过,面值大约在法币几十万元上下。

一张彩票竟然卖到几十万元,乍听起来似乎很贵,其实一点儿也不贵——法币在解放前夕贬值到了姥姥家,1948年花几十万元买张“房屋义卖劵”,与今天花几块钱买张体彩一样轻松。

买体彩如果中奖,奖品是钱,而房屋义卖劵的奖品却是房子。比如说1948年春季的广州,花法币20万元买张房屋义卖劵,万一中奖的话,就能得到一幢两层高、两间宽、占地二分有余的小别墅,而且还是位于广州市区的小别墅。

早在1947年秋天,在上海市政府的策划下,上海市工务局在上海市区建成了50幢这样的小别墅,然后配套发行了60万张房屋义卖劵。也就是说,假如60万个人买彩票,最后只能有50个人中奖,中奖几率是一万两千分之一。这个中奖率接近“超级大乐透”五等奖的中奖率,但是奖品却要诱人得多。你知道,中了超级大乐透五等奖,只能拿几百块钱,而中了房屋义卖劵,奖品是一幢别墅……

1949年3月,汉口市政府也发行了100万张彩票,面值都是“银币一元”,也就是花一块大洋可以买一张,中奖率是两万五千分之一,奖品是位于汉口市区的别墅。

这些特殊的彩票在民国有特殊的名称,通常叫做“房屋义卖劵”,有时也叫“房屋救济劵”。之所以戴上“义卖”和“救济”的帽子,是因为它们确实带有慈善性质:政府声明,只要彩票发行收入超过奖品——也就是房子——的市值,就把超过部分拿来给低收入家庭开发廉租房,以及给寒冬季节无家可归的难民修建“庇寒所”。

李湲 本文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 责任编辑:李湲_NO4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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