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王福强
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理事长李志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规划的首要功能——打造一个深度解决港澳问题的重要平台，维持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是大湾区规划的基础功能。
助推中国变成世界经济体系的引领者
2018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暨2018“一带一路”金融投资论坛在广州举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王福强接受了广州日报记者的专访。从2016年6月起，王福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具体负责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战略的研究工作，并深度参与了国家发改委正在牵头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
规划首要体现大湾区的制度功能
王福强向记者透露，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目前正在走内部程序，预计今年上半年就将公布实施。从顶层设计的逻辑来说，首先，要明确规划的首要功能——打造一个深度解决港澳问题的重要平台，维持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是大湾区规划的基础功能。其次，从社会层面看，其重要功能是实现大湾区的可持续发展。大湾区内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非常突出，生态环保压力很大，民生需求多元。打造一个平台，推动湾区发展充分体现公平、效率、正义，实现绿色发展，是第二位的制度功能。第三个层面，才是经济层面的功能。因为大湾区规划的重点，是各个城市单元单靠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自身发展的问题，由自己的经济社会规划（如各自的“十三五”规划等）来落实。共性的问题，制约合作的问题，才是规划的重点。
科创中心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功能
同时，王福强还透露，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的建设重点是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是大湾区规划的重要内容。当前，大湾区特别是广深港澳创新走廊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和势能。规划里又对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在科创方面加强协作，形成整体合力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别是谋划了许多重大的科技创新平台。将来也会依托这些平台创设一些机制，例如针对科技资源的一些自由贸易政策，从而集聚全球高端创新资源。相信规划公布后，国家会特别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优先出台支持科技创新合作方面的政策措施。目前，该走廊已经布局了很多未来产业。随着这种产业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在未来的产业变革中，大湾区一定会涌现出新业态、新模式，从而引领世界产业创新的潮流。我乐观地预计，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或将助推中国从全球经济体系的参与者，实现全球经济体系的引领者的转变。
广州在大湾区中应该承担引领性作用
而在谈及广州应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时，王福强回应称：“广州有自身的突出优势，广州是千年古都，有商贸传统，它的开放度和国际营销网络都非常发达，有国际级的航空、航运枢纽，正在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它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公共服务水平，在大湾区内都是具有明确优势的。特别重要的是，它有广阔的物理空间，可以腾挪转移。近年来，广东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也下了大力气，形成了平板显示、人工智能等若干新的增长点，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面都有很好的发展。在国际化方面，广州近期更是频频发力，承办了《财富》全球论坛、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等高端会议，国际知名度持续攀高。综合来看，广州在大湾区中应该承担引领性作用，这既是广州的责任，也是广州的担当。”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申卉、张晓宜、何瑞琪、方晴、黄斌）
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理事长李志坚
广州可以顺势而上，借力众多高校集聚的优势，形成“产-学-研-用”的机制，与市场“无缝链接”，在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抢占市场制高点。
广州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广州可以把开放的能级提高
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城市，李志坚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内部交通已不成问题，但随着城市融合不断加快，越来越多人可能选择在A城市工作、B城市生活。新的工作生活方式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进一步融合提出了要求。其突破点在于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需要地方政府打破壁垒，政策之间可以互认互通。
作为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广州如今正在加速对外开放和创新发展的步伐，李志坚建议，广州可以把开放的水平、能级进一步提高。还要加强内部开放，打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生产要素壁垒，降低人才、资金、资源等要素流动成本，促进创新要素流动更加通畅。
比如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创新，可以延伸到人才、教育等更多领域，通过两地高校共建高水平大学，整合湾区人才智慧，推动现代产业体系转型升级。而广州具有高校集中、人才集聚、国家重点研究实验室众多等优势，可以进一步推动产业转型。
要把创新文化渗透到骨子里
“创新文化要渗透到骨子里。”李志坚说。创新不是“用鞭子来打出来的”，是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主动更新，要积极营造社会创新氛围。
以前，港澳地区和珠三角之间形成“前店后厂”的传统模式，随着创新时代的来临，这种模式正在转变，珠三角的科技创新氛围越来越浓厚。广州可以顺势而上，借力众多高校集聚的优势，形成“产-学-研-用”的机制，与市场“无缝链接”，在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抢占市场制高点。
李志坚注意到，广州的创新文化很好的体现就是，越来越多的高端国际会议选址广州，会展经济焕然一新。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广州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当今世界，峰会经济正当时。李志坚建议广州可进一步创新会展经济，培育出在组织会议方面的行业独角兽。?(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黄斌、何瑞琪、申卉、方晴、张晓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一带一路”正进入到务实的推进阶段，需要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能源资源合作等，这些领域都需要大规模的融资。
促进“一带一路”融资可持续发展
“怎么更好地通过金融创新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这是今后一个时期都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发言中表示，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五周年，“一带一路”正进入到务实的推进阶段，需要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能源资源合作等，这些领域都需要大规模的融资。
他说，就基础设施而言，存在巨大资金缺口。而“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和融资能力相对薄弱，负债率也很高，这导致现在正进入一个偿债的高峰。如何更好地推动金融创新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值得探讨。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
王一鸣强调，从目前情况看，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融资需求中最大的领域。同时，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周期较长，资金需求规模也较大。针对这一现象，他表示，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比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可以提供一部分金融支持。然而，根据统计，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每年对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融资大概是250亿美元左右，这个跟实际需求差得非常远。
王一鸣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牵头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了“一带一路”和专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丝路基金，并且参与建设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共同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它是原有国际金融组织的一个重要补充，也标志着亚洲区域性支持型金融体系的兴起。”
不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方面仍然面临很多挑战。他表示，“一带一路”很多项目是带准公共性的，营利能力相对比较低，而资金回收时间比较长，导致了项目缺乏可持续的营利模式，“怎么处理好这种项目的特性，更好地吸引市场主体参与，这个需要金融上的创新。”除此之外，他强调，“一带一路”项目也面临很多制度的障碍，包括法律制度、货币、市场准入制度在内都有很大的差异性，这个也给投融资带来很多挑战。
建议培育区域性的国际融资机制
“下一步，建议培育区域性的国际融资机制，建立一个共同的资金市场和统一的信用体系，实现对项目动态的信用评估，降低投资的风险，并建立一个绿色的国际融资机制。”王一鸣提出建议。他强调，应该更多地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引入私人资本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创新投融资方式。
增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王一鸣表示，“一带一路”中大多数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比较低，项目投资风险也比较大，所以金融机构在参与时，一方面应该增大对风险的忍耐性，另一方面也要强化风险管控能力建设，这也是让“一带一路”融资可持续的重要的条件。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张晓宜、何瑞琪、申卉、方晴、黄斌）
本版图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庄小龙摄（署名除外）
本文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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