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广州的两条中轴线 格局在宋代基本成型

清代广州地图，红线为中轴线

民国广州地图，红线为中轴线

文/图 叶曙明

壹 宋代广州的中轴线在北京路

中轴线在一个城市格局中，非常重要，它就像一个“纲”，纲举目张。抓住城市中轴线，就抓住了城市发展的脉络了。

在古代中国的城市中，中轴线往往起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城里南北交通的主动脉；二是用来确定城中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府衙县衙皇宫隍庙以及大的贸易市场一般都在这条线上。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广州的城市中轴线，就是北起越秀山中山纪念碑，经中山纪念堂、广州市政府、人民公园，乃至珠海广场。这条中轴线，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大规模城市建设中形成的。但如果从民国再往前追溯，广州第一条城市中轴线在哪里？

翻开广州老城区的地图，北起越秀山，南至珠江边，西至西门口，东至德政路（到明代扩张到大东门）。这个格局，是在宋代基本成型，并一直延续到近代。那么，宋代的广州的中轴线，又在哪里？不在人民公园，而在北京路。

当时北京路的中轴线，北起越秀山顶，经洪桥街、正南路、北京路，直达珠江边。且不说宋、元时代的广州，就算从明代建镇海楼算起，这条中轴线也有六百年历史了。

有一个现象足以证明北京路为中轴线之说，那就是广州的考古发现，离市中心最近的古墓，西边在人民公园有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墓，东边在烈士陵园有西汉墓。而在这两地之间，即北京路一带，却没有发现任何古墓。

众所周知，墓葬一般都在城郭附野，不会建在城市中心，虽然人民公园是广州公认的中轴线，但仍有南朝古墓的出现，可见那时这里已属城郊了。而在北京路，人们迄今只发现古代层层叠叠的马路，层层叠叠的繁华。尽管坊间曾有传说，赵佗可能葬在北京路附近的番禺二山，但这纯属臆测，无凭无据，也不被历史学家认同。北京路作为城市中心的历史之久，已超乎一切文献记载之外，甚至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

从传统风水的角度说，中轴线纵横交汇之处，是全城“正穴”，也称“堂穴”，行政中心宜建在这个位置。所以明代的承宣布政使司署设在北京路北端，是有风水上的道理的，因为它是中轴线上的“正穴”位。

贰 中轴线东是内贸码头 西是外贸码头

早期的布政使主管一省政务，后来改成主管民、财二政，俗称“藩司”。在布政司署西侧是知府署（也是唐代的飨军堂，宋代的经略司西园、元代的广州路总管府和清代的广州府衙）；它的东侧是南汉时期的皇宫所在，也是元代的广东行中书省。栋宇连云的官衙建筑，与北京路呈丁字形，东西一字排开，红墙绿瓦，门枪林立，气象森严。

中国传统的重要官署建筑，大多建在丁字路口上，这是一个神秘现象。布政使司署建在现北京路与中山五路的丁字路口（中山五路至省财厅一段北京路是后来才开通的），原番禺县衙也建在现德政中路与中山四路的丁字路口上，德政北路也是拆掉县衙后开通的马路。

官署建在丁字路口，首先是为了展示威仪，大门正对着的大街，俗称“天街”，通常连接着城门或码头，是新官上任时鸣锣开道进入官署之路。北京路南端是天字码头，建于清雍正七年（1729），是官家专用码头，南来北往的官员，经水路抵达广州，都从这个码头上下船，从双门底进入广州城，至今仍留下一条“接官亭”的巷子。其次，丁字路是出于防御进攻的需要，当敌人沿“天街”攻击官署时，前无去路，而守军则可以从两侧夹击敌人。

当年朱元璋一统天下，自京师到郡县，都设立卫所（驻防军队单位），屯丁戍守。广州的左右卫，一个在今天的广卫路附近，一个在越华路小东营附近，正好从两翼拱卫着这条中轴线。明代吉祥路南段名卫边街，意思就是在卫所的旁边，一旦布政使司署和其他官署受到攻击，他们可以马上出动，从仓边路、吉祥路包抄过来。

左右卫这种驻防制度，在清雍正年间被裁撤了。不过，后来开辟广卫路时，依然用了一个“卫”字，让我们可以找寻到明代卫所的遗痕。

古人称中轴线东面为之“日角”，西边为之“月角”，日角宜发展内贸市场，月角宜发展外贸市场。汉、唐时期的长安城就是这样规划的。我们再看看宋代广州这条中轴线吧，东边有个东澳码头，在今大塘街以南清水濠处，是主要的盐运码头（盐是最重要的内贸商品之一）；西边有个西澳码头，在今海珠中路与大德路交界处，是主要的外贸码头，航线可以通到印度洋、波斯湾。这完全符合古人对中轴线规划布局的要求。

叁 利玛窦曾在拱北楼内细观铜漏壶

中轴线从藩司往南延伸。北京路分为几段，中山五路至西湖路一段叫双门大街（又叫布政司前街，明代叫承宣街），西湖路口耸立着著名的拱北楼，始建于唐代，后来在历代战乱中，毁了又建，建了又毁。古书记载，拱北楼筑基广十丈四尺，深四丈四尺，高二丈二尺，虚其东西二间为双门，而楼其上者七间，是广州的一个重要地标，北京路也因此而有了“双门底”的俗名。

在拱北楼上，有一座元代制作的铜漏壶，构造精巧无比，经过了上百年还分秒不差，全城官民计时都以它为准。明代时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到了广州，他是一个制造精密仪器的高手，曾自己制作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物品，送给中国人。他对这个漏壶也兴趣盎然，很想仿造一个，但绞尽脑汁也无从入手。它精密到什么程度呢？1919年广州要拆城墙，把漏壶移置博物馆，但就这么一移动，从此无法复原了。

清初平南、靖南“两王入粤”，攻陷广州后，面临一个难题，谁才是广州的新主人？为了不伤和气，干脆平分秋色，把广州一分为二，城东归靖藩，城西归平藩。而他们分割广州的中间线，就是北京路，甚至连拱北楼的双门，也一人守一个，靖藩守东谯楼，平藩守西谯楼，各有各的地盘，井水不犯河水，大家相安无事。

1912年，孙中山正式卸任中华民国总统，从南京乘船返回广州，在天字码头上岸，沿着“天街”北京路进城。当时全城沸腾，万人空巷，从双门底至都督府，一路上张灯结彩，好像过节一样。

1918年10月，广州市政公所在育贤坊禺山关帝庙挂牌办公，主持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运动。永汉街至双门底统称为永汉路，其后一度改为汉民路，之后又恢复为永汉路，至“文革”改为北京路。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无论名字改成什么，它依然是广州的中心街道，地位无可撼动。

肆 第二条中轴线“求通不求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市政府规划城市新中轴线时，维新路（后改名起义路）是作为中轴线的主要马路，按模范马路的标准去建设的：路面宽阔，两旁不建骑楼，而是种植路树，与惠福路构成十字形的绿化带。但从地图上看，这条中轴线，从越秀山的中山纪念碑至起义路广州社会主义学院一段，都是笔直顺畅的，但接着突然变得歪歪扭扭，斗折蛇行了。

原来，在清代末年科举废除之前，是广东的书院空前繁荣时期，从1875年至1905年这31年间，陆续开办了51所书院，速率相当惊人。广州领风气之先，在起义路与北京路之间，形成了一个密集的书院群。四乡八镇的学子，在这里苦读六经三史，诸子百家，晨兴夜寐，书声琅琅。教育路的美名，渊源有自，并非谬采虚声。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原址，有梁氏宗祠（梁千乘侯祠）和黄氏的千顷堂。《白云粤秀二山合志》说：“即以合族祠而论，梁则祖千乘，黄则祖千顷”。千乘和千顷都在起义路上。

由千顷堂建成的千顷书院，名气虽不算很大，并不在广州最有名的七大书院——粤秀、应元、学海堂、广雅、越华、羊城和菊坡精舍之列，但黄、梁二氏皆广东望族。修筑维新路时，本来是要穿过梁、黄两家宗祠（书院），广东名流梁士诒（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启超（曾任北洋政府司法、财政总长）和将军府将军黄志恒，分别致函当时的广东军政府，要求保护千顷书院，结果，马路开到千顷书院，便绕了一个弯，使这条中轴线变得和丈八蛇矛一般了。而梁氏宗祠（即青云书院），却被拆毁割让包括西斋昌后堂三大座在内将近一半的面积。

当年广州的马路，大都“只求通不求直”，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广州人的性格，重实用而轻观瞻。

本版统筹/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