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六方会谈：经济升级 城镇化转型与地产角色

网易房产全程直播2013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点击进入专题>>

7月24日，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第13届年会盛大举行，网易房产作为首席特约媒体，将全程直播论坛盛况。

主持人：接下来进入第三个“中国地产六方会”，第三场《经济升级：城镇化转型与地产角色》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迁，以及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和公平分享改革成果的强烈诉求，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升级。那么，中国经济升级版到底升什么？政府刚性支出上升而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而房地产调控带来的土地收入下滑和资产缩水增加了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企业的偿债压力，既要稳定经济增长又要控制潜在通胀压力上升的矛盾如何解决？如何全面理解城镇化与地产的关系？以上几个问题都将是此环节嘉宾讲述的重点。

我们有请会谈嘉宾：

路劲地产集团联席董事刁露女士

美的中央空调事业部国内经营部总经理冯财平先生

甘肃省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的会长陈启建先生

嘉凯城集团党委副书记杨益华先生

卓越集团执行总裁张远先生

星河湾集团副总裁田原先生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嘉宾主持： 21世纪经济报道地产新闻总监袁一泓先生

袁一泓：城镇化的话题有一点热，大家都在等国家的城镇化方案，已经否决了两次，城镇化的方案是由发改委主导的，据说还没有真正的提交到总理哪里，只是征求意见稿的过程中，大家就传说几次被否决了，实际上真正的方案还没有提交，目前的过程中是几个部门审议之中，看媒体和网络已经将规划方案透露了，但是未谈到城市未来的发展以及路径的变迁，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社会层面改革，大家聚焦投资或者是建城方面谈得不多，

今天要将主题聚焦于城镇化，前面两个论坛对话里面，我刚才听，他们都涉及到这些题目，但是今天第三场对话，需要聚焦。城镇化转型就是涉及到跟过去的区别，否则就不叫转型了，过去的城镇化大家是知道的，过去是污染的低效率的，转型是往哪些方面转型，请几位嘉宾大致的先描述一下。您认为城镇化往哪些方面转型，或者是你希望是怎样的城镇化，转型就是新，区别于过去的旧，要怎么样转才叫做新型城镇化。

杨总您认为应该如何转，或者是希望怎样的城镇化。

杨益华：谢谢。城镇化话题非常的热，我个人对城镇化的理解有几个方面。大体上是如何拉动国内的需求来讲的，现在以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从来都是投资拉动的经济类型，最近新一届政府想拉动国内的需求作为现阶段发展的应对策略，这是一方面的事情。

第二方面的含义，一、二线城市和大城市前几年发展过快，公共设施和配套不能继续按照这样的模式继续承担。如何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主要的注意力吸引到城镇，而不是中心城市。

第三方面的含义，前一阶段，中心城市边缘城镇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无序和混乱的现象，使得很多投入和很多的资源产生了浪费，这种新的城镇化的理念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否要强调和改变原来无序的状态。

第四个方面，城镇化的发展，现在作为大的口号。我们一定要关注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话，特别要关注城镇化的发展，实际上也是有阶段的。我的理解，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最容易做的或者先开发的就是卫星城或者是中心城区附近的卫星城。“十二五”将中国的城镇化限定于两横三纵，特别是交叉点处的城镇要先发展，如果不加以区别的话，大家都做城镇化的话，就会引起很多的误导，这是我先想说明的一点。

刁露：说到城镇化，不管是企业来讲，还是中国的老百姓来讲，或者是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讲，首先城镇化要解决什么问题，我相信就是解决农村人口转移的问题，换句话说，在“十八大”后提出了新的四个现代化，讲的是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农业化。也提出了现在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又回到刚才的问题，城镇化想解决什么？当然城镇化是国家发展，国家强大所必经的道路，因为西方大的工业国家已经完成了城镇化的进程，我们还处在过程之中，城镇化中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的。

反过来站在农民的角度来讲，它去城里想解决怎样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不外乎是三件事，第一我从农村去到城市，是否有工作，也就是说城镇化是否可以带来就业，是否可以解决农民就业的问题。

第二，我的孩子问题，我到一个城市学习的问题，户口的问题。实际上户口的问题是现在最大的制约城镇化的问题。

第三，还是要解决社会保障的问题。企业招了很多一线基层的员工，从农村到员工，尤其是物业公司。我们在每个城市都要求按照国家的劳动法规给员工上社保和上公积金，但是大量的员工，尤其是一线最基层员工的要求，是否可以每个月不交二、三百元的社保，因为他们在这个城市没有户口，第二年轻的人，二、三十岁还算是流动的人口，家在哪里，未来在哪里养老，真的不知道，铭刻现在每个月将二、三千元拿到手里再说，实际上有很多矛盾的问题，因此我觉得城镇化目前来讲，是国家的目标，未来的城镇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动力，但是城镇化中要解决的问题是非常的多，正如刚才田总所提到的，要解决城镇化，面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环境，还有资源不匹配，还有土地流转的问题，不同产权的土地，如何流转，农村的土地怎么办，土地都没有了，在城里做小买卖的本钱都没有，这是国家需要面对的一系列的问题，无论怎么样，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非常值得赞扬的，关键是未来的十年如何做，这才是关键问题。

田原：我的问题比较简单，刚刚将问题讲完了。因为提出这一概念后，对于内涵和定义没有全面的解释。刚才也讲了，我首先认为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具体的说就是如何在短暂的时间内将村民改造为市民，就是人的现代化。与其问，不如先行实践，我们先走了一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张远：城镇化的定义是很多的，最本质的含义就是2.8亿人进城的人如何成为市民，享受市民的待遇，这样的城镇化就是以人为本的，我们可以想像。我分到北京的时候，是几个人挤房屋，房屋对我并不是很重要的，我们有房屋，能够在北京工作才是最重要的，地产对城市的贡献是在后面，我们只是提供居所，解决住房供应的问题，或者是解决人高层次享受的问题，但是本质来讲，城市化跟地产是没有本质的关系，根本要打破城市和村民身份的界限，如果不打破的话，城市化是没有意义的，我先简单的讲一讲。

冯财平：实际上在我的概念当中，城镇化是近年来一个新的概念，在此之前，我们更多听到的是城市化，我觉得城镇化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因为可能跟中国人口众多有更重大的关系。中国的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农民要进城，要更高更好的提高生活品质，中国大型的城市人口众多，形成了社会管理的问题，因此中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这就是城镇化概念的提出。

讲到城镇化，应该有几个方面。农民进城之后要解决就业的问题。也就是说从第一产业，或者是农业生产进入城市从事第二或者是第三产业，工业也好，或者是服务业也好。

进入城市之后，要得到市民一样的待遇，很多的嘉宾都谈到这一问题。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是，如何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模式。对于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更加的重要，走城镇化应该是必由之路，问题是我们如何走好城镇化这一步。

陈启建：我觉得这个题目有一点太大，放在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上谈我国的城镇化的问题，我觉得包袱有一点太沉重。我们也承担不起讨论的氛围，我们毕竟是几千年的农业人口大国，现在还有七、八亿人口的农业国家，对于庞大的国策性的问题，放到今天的论坛上进行讨论，第一我没有资格，第二谈不出更多的想法。房地产商就说房地产的事，更加的结合实际，也可能具有操作性，我特别欣赏刚才星河湾田总谈的城镇化的尝试，我认为他说到和积极的尝试，也实践到了，做得非常的好。

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到城里来住，如何盖楼和居住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问题，而是庞大和涉及到众多国策和政策的调整。以土地来讲，城镇化农村的土地如何解决，我国没有完整的土地改革政策，这种情况下，如何谈城镇化。如何跟现代农业结合，也无法进行。就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以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不要人为的，一哄而上的进行城镇化，我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都不允许我们再走一些弯路，应该制定一系列的城镇化的配套政策和配套方案，稳步的以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和规律来稳妥的推进城镇化的建设。我觉得星河湾的做法，就值得大家赞赏，谢谢。

袁一泓：城镇化的议题确实比较宽泛，在昨天的闭幕会议，我听说有的专家提出来，城镇化跟地产商没有关系，这是国家和政府的事，多少年来城镇化跟地产商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就是建房屋和卖房屋就好了，这一宽泛的话题之下，隐藏宏大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的升级转型，实际上从李克强多次的演讲中理解为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跟新型城镇化是否有关系，我认为是有关系的，否则不会多次的重复，包括两会和记者招待会上首次抛出新型城镇化，确定“十八大”后三次进行考察，一次是湖北的农村，第二次是江苏的小镇，第三次是广西的农村，实际上对城镇化是下沉的。我认为城镇化对他的执政思路有一定的暗示，各位嘉宾也展示了城镇化的理解，主要是人的城镇化或者是产业的城镇化，不仅仅是投资的大跃进或者是城市的扩张，内涵是更多，包括社会的层面。为什么谈表面上是空泛的话题，未来的升级版或者是新型城镇化一定可以找到在座地产商的机会，这就是今天要谈的话题，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和新型城镇化宏大话题之下，如何寻找地产商的机会，这就是陈会长要关心的问题，我们的机会在哪里，是否真的跟我们没有关系，请田总回答，城镇化跟您没有关系吗？

田原：跟我有关系，而且跟房地产有关系的。改革开放几十年的进程中，整个的城市化的进程中，难道说跟发展商没有关系吗，恐怕不能这么讲，已经发生的历史进程中，房产商对城市化是有贡献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是否有机会，我们当然想作为探路者，也进行了一些实践，我认为陈会长讲得也是对的。如果国家对新型城镇化有配套措施的话，我们会更好一些。

比如说一、二级开发联动，可能对于征地拆迁以及后续发展就有很大的好处，将来跟原住民打交道，不能让他们失地和失业，也不是简单的赔偿的问题，我也参与过一级的征地开发，很多农民诉求的时候，不是钱的问题，多少钱都是有形和要花掉的，而且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钱是不值钱的。他会说以前买菜不用钱的，住了新的房屋要交物业费，什么都要花钱。虽然有货币的补偿，但是没有未来的工作，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失地又失业的状况，如果一、二级的开发可以联动的话，发展商考虑征地拆迁补偿的时候，就不是简单的问题。现在的拆迁是政府进行的，对于企业而言，长期的跟他们打交道的，因此跟原住民搞好关系，就要考虑得更加的长远，如果有配套措施出台的话，应该说是有机会的。例如国开行棚户区的改造有8000亿元，如果新农村的建设会使农村的环境更加的好，我们的思路要广泛一些。我们是2011年做扶贫深入下去的，不自觉的先行了一步。如果有相关的配套措施出台的话，参与这一“运动”的企业会更多一些。

袁一泓：最近一、二年在调控，但是有一个趋势，有的开发商进入了三、四线城市，现在开始又回流到一、二线城市。未来三至五年，不要太长的时间，例如五年的时间，未来是一、二线城市城市机会大一些，还是三、四线城市机会大一些，结合企业的实践谈谈看法。

张远：今天上午任志强谈到社会资源往哪里配置，人就会往哪里走，人往哪里走，哪里的机会就会大，为什么往一线城市走，因为一线城市的医疗和各个方面的配置是最好的。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权力去享受，只要有机会，就会到一线城市。这种社会资源的分配，强行计划经济分配的结果，还是有主导性，去的人多，房地产的机会就多。去的人多，土地的稀缺性就提高了，对房地产而言，机会就更多了，因此牵涉到城市群的问题。上次城市群的会议上讨论得很清楚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成形的城市群，今后就是人口集中的地方，也符合世界各个国家发展阶段，沿海沿江沿路进行资源的配置。所有西部城市除了省会城市之外，西部城市总的人口是净流出，再一个净流出的省份或者是净流出的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的机会在哪里，人口在净流出和减少，中西部除了省会城市以外，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都是下降的，都跑到沿海沿江城市群了，社会资源往哪里配，人就往哪里跑，这就是政策导向，如果政策上感觉到一线城市，4个城市承担不起13亿人的冲击，就要调整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和原则，如果这个改的话，二线城市就会有机会，现在二线城市相比13亿人抢4个城市的社会资源而言相对还是有优势的，因此二线城市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大部分的三、四线城市是提心吊胆的。

袁一泓：倾向于一、二线城市，刁总的观点是怎样的，结合企业谈谈未来的机会在哪里，是中小城市还是一、二线城市。

刁露：谈到房地产企业的机会，可以广泛的谈什么是机会，哪里有需求，哪里就存在机会。如果从大的环境来看，城镇化一定是带来很大的刚需，也有改善性的需求。我听到房地产企业说，城镇化跟房地产企业无关，换句话说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城镇化是重要的支柱，如果跟房地产无关的话，感觉就是悖论。谈到企业，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特定的优势，有的企业有资源的优势，有的企业有产品的优势，有的是成本控制的优势，有的是服务优势，就是物业管理等等。对于企业来讲，你是去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还是三线城市，或者是四线城市，首先要结合企业算帐，算帐的前提要跟企业的战略匹配，对企业来讲，坦白的说，我们也是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管理能力，企业还是控制一定的城市，将每一个城市做好深耕，在这一前提就是利用手中的资源，最大化的利用管理的资源和自己的能力，袁老师就问，你想去哪一类的城市，我们主要还是发展一、二线城市。

袁一泓：惊人的一致，还是一、二线城市。杨总在北京有项目吗？

杨益华：总体的发展规模来讲，我相信中国的城镇化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跟房地产有关，跟造房子有关，比重会逐步的加大。行业加大的过程中，作为企业是不是要作为重点，要跟你的模式，跟战略重点有关。中国的市场这么大，作为一个公司而言，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结合上面第一个问题，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我特别的希望，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希望给中国房地产的发展解开一个结，大家都承认中国的房地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参与的人都不满意，有一个巨大的结没有解开。现在所有的政府政策都是围绕一个目标，就是房价不要上涨得太快，让老百姓买得起房屋，这是总的目标，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好象变成政府从行业中抽取了更多的资金。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土地财政是否可以解决，例如税基等等政策没有很大的改变，我相信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延续一、二线城市开发的过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从原有政策的走向来说，三、四线城市的风险比一、二线城市的风险还要大，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在基本的制度上解开这个结，空间是很大的。

欧美国家如此的发达，人均GDP这么高，收入如此的高，我们的房屋是二线城市1/10的价格，他们的制度是怎样设计的，我们的行业汇聚了很多的专家，非常优秀的学者和专家。但是由于环境或者别的原因，没有人愿意设计房地产行业，设计出老百姓根本利益以及核心的问题，我认为是最大的问题，我非常期待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可以提及，能够有根本性的改变，真正的让老百姓买得起房屋，住得起房屋，生活有所改善。

袁一泓：您提出城镇化的发展战略跟城镇的制度变革有关的，我们听到聂会长和任总都提到房地产制度的设计，大家都知道顶层设计，真正房地产调控了多年，基本上没有变化。未来如果房地产政策不变革的话，还是走老路。昨天晚上大家关注一个信息，北京有一块地楼面价卖到了4万多。几位老总不约而同提到一、二线城市的机会更大一些，三、四线城市的风险更高一些，显然大家的选择是趋同的，资金必然跑到北京、上海、广州，这就是这些城市高地价小高峰的结果，也是大家共同和积极选择的结果，我不知道趋势会往哪里演变。

先请美的的冯总谈谈自己的观点，跳出他们的视野，包括下游产业的增长空间在哪里？

冯财平：对于地产本身来讲，台上的四位老总，包括陈会长在行业中都是专家。作为泛地产行业的成员，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我们认为今后的路还很长，随着城镇化的发展，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和消费能力的增长，必然会有更多的需求。在需求的过程中，既然有需求，企业如果可以满足这种需求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机会，有更多的机会，不同的企业，如何去满足这种需求，应该就会更加的关键，就美的本身来讲，整个美的集团在全国各地也有16个工业园，实际上这些工业园希望吸纳高素质和接受一定教育的人才，美的集团的种类是丰富的，涉及到设备，也涉及到居民家庭生活的家用电器，他们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于节能环保、健康的需求都会进一步的提升，在此过程中，企业要更好的满足这些需求，也能够得到更多的发展的机会。

袁一泓：陈会长几个企业家都谈到一、二线城市的机会更多一些，但是西部是以三、四线城市为主，您认为西部和三、四线城市的风险真的很高吗？

陈启建：我想讲一件事，这是全联房地产商会跟省房地产商会对甘肃一个县进行扶持。我连续去那个县几次，甚至到了乡上，因为要对这个县进行帮扶。我做了相对比较详细的调研后，我感觉到县域经济的问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县原来的财政是很少的，一年下来的入也就是几千万，可是最近这几年，连续4到6年的收入每年都是几个亿，我就问怎么来的，他们就说是土地来的。有了土地收入后怎么办，县和区进行了规划，将土地卖给房地产商，盖了大量的房屋。前几年是可以的，刚开始是可以的，因为当时没有开发，建设了新的县城，投入比较大，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原来在乡上，分散的居住，因为哪里的教育资源是匮乏的，县里面的小学、中学和中专是比较好的，为了孩子大部分的人，都在县城买房了，解决了大部分人的需求。由于规模过大，面积过大，这两年房价也上不去了，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房屋是待售的。这边是县城的情况，另一边有大量的土地闲置，大量的房屋在闲置，县领导就跟我讲，你能不能想一个办法。将哪些地全部收回来。我就问收回来搞什么，土地又不能变现和搞其他的东西。他们说搞现代农业，将房屋全部整合，因为东一个院子，西一个院子，将他们集中起来，类似于星河湾的做法。这就是县域经济的状，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跟他们沟通，对于乡上大片的土地，应该如何的综合利用，如何的在土地上做文章，我刚才讲了，要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原则，这样的做法，对于三、四线城市如何进一步的发展，现在确实是瓶颈的问题，在其他的地区也存在不同的问题。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开发商，或者是跟开发相关的企业，对于县域经济和三、四线城市的进出还是要慎重，因为量就这么大。影响力也就是这么多，人也就是这么多，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不断的提高。人们向上走的意识，能力不断的完善，就会往上走，原来在乡上做，后来回到县上，条件稍微成熟就往市里走，往省里走，往北京走，往国外走，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现在每年走到国外的人是相当庞大的，十年前很少，二十年前更少，发展到现在是必然的规律。水往低处走，人往高处走，这是正常的现象。对于县域经济和三、四线城市的投资建议要慎重。

袁一泓：陈会长已经将三、四线城市的风险延伸到县域经济，大家是否都往一、二线城市发展，从房价来说，一、二线城市就无法控制住了，都进入一、二线城市抢地的话，价格就象北京的楼面价的情况，就会不断的重演。

陈启建：一线城市或者是特大的城市，有一定的影响力，对国内国际有影响力，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和话语权，新闻爆炸权。但是在三、四线城市，特别是更小的城市，比如说房屋卖不出去谁知道，房地产项目盖了两栋楼，销售不出去，土地征了不少，开工率，待售率都很高的情况下，大家是不知道的。三、四线城市的开发商，本身的经济能力和抗风险的能力是比较弱的，强的开发商就到一线城市或者是二、三线城市，因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袁一泓：主持人提醒我还有五分钟，我就此话题往企业方面延伸。中国的经济正在转型，这是从上到下的共识，围绕这一转型，企业就主动和被动的进行转型。我们注意到本月公布了今年上半年TOP排行榜，有的企业很在乎，有的企业不在乎，因为是数据的罗列或者是游戏，回过头来看十年前甚至是五年前全年或者是半年的排行跟目前地产商的排名是不同的。十年后估计现在的TOP10或者是TOP50会有很大的变化，各位嘉宾结合城市化或者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未来的5到10年，地产商如何适应转型，怎样的企业可以在转型中获得先机，未来可以从第四梯队进入第三梯队，从第三梯队进入到第二梯队，您个人描述一下，怎样的企业有更多的机会。有的企业进行赌博，高杠杆、高利率、高利润，高周转，就是恩“四高”企业，宏观经济下行，利率逐步放缓，如何完美地实现“四高”的转型，顺利的从第四梯队上升到第二梯队。刚才几位老总的看法，我认为个别的企业是在赌博，如果大家都往一线城市跑，如果北京卖地的现象成为现象的话，有的企业就赌对了。怎样的企业能够在未来的竞争中有更多的机遇，是所谓的“四高”企业，还是杨总在新区中拿几平方公里怎样的模式，或者是怎样的企业有更多的机会。

杨益华：一个企业生活得好不好，关键的问题在于盈利的问题和大环境是否相适应，我们现在传统的开发模式，这个行业的风险很低，因此可以高杠杆的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种情况在2010年前是这样的情况，因此很多的企业活得很好，谁的胆子大，谁就生活得很好，到2010年情况逆转了，现在风险非常大，回报是看不到的，到底有回报还是没有回报，如果坚守原来的开发模式就是死路一条，盈利模式要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进行变化。这种模式，我认为到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风险如何控制，这样的企业才可以做得长远。

第二方面，如果还在坚持原有的模式，必定要有比较低成本或者是大量的现金流作为支撑的行业，在这样的行业中可以活得更长久。行业中涉及到泛地产，跟房地产相关的服务中，你有特别的技能或者是特别的品牌，让老百姓能够认同你，这些企业就会活得更好，我们是在第二、第三方面或者是盈利方面进行探索。

刁露：什么样的企业可以存活得更好，企业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就是经营好，或者是持续经营，其次是谈到基业的社会角色和行业角色。因此企业要持续经营，我们是香港的企业，经历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也经历了风风雨雨，对于企业风险的控制是首要的，如果企业制定了明确的战略，就要坚定的走下去，战略的选择中要有取舍的，有肉过来是否接，跟我们的战略不匹配就不做，要明确自己企业的能力，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这是很重要的选择。

田原：我认为企业如果按照市场规律来做的话，每天都在变，星河湾在北京有一个大户型，700多平方米，最后根据这两年的市场变化，我们已经做到500平方米就可以了，产品再变，其他的都没有改变。因为我们谈的是未来十年的情况，未来十年给你一个框架，就是经济发展速度没有这么快，GDP增长没有这么快，这种情况下，一句话，能够主动求变，稳健经营，并且能够发挥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才可以生存。

张远：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先十年房地产行业野蛮生长过程中，房地产企业互相拼杀，搞死对方的情况是比较少的，我们听到的就是谁发展慢的问题，前十年大家过得是比较好的，只有顺驰很少的例子。房地产今后是否会互相残杀，拿到地的企业还有机会，拿到不地的企业，就没有了面粉。拿到地的还是有风险的，例如地价在卖的时候，项目是否可以做，钱是否可以赚得到，这种拼杀表明了行业真正进入了自相残杀的阶段，因为前十年很少有房地产企业互相打架导致的输赢，但是接下来的局面就会出现。

冯财平：作为制造的企业，未来十年的发展有四个方面，第一是技术，作为制造业的企业，技术是非常关键的，要符合时代的发展，要站在行业的前端，要拥有前端的技术，这是非常关键的。

第二，产品本身，产品力如何。

第三，服务怎样，服务于你的客户，售前、售中和售后的服务是非常关键的。

第四，全球化。是否拥有全球的市场，可以为全球的客户提供更高和更加一致性的服务，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是关键。

陈启建：对于现金为王，就不提了。现金流的问题大家要多加关注，以后的形势和走向，我认为问题是比较多的。对于投资还是慎重，以前谁拿了土地，就会成为胜者。也许今后三、四线城市土地会很多，拿地的时候还是要慎重，谢谢。

袁一泓：谢谢陈会长，现金为王，现金流是上一个调控年代，2008年听得比较多的观点，谢谢几位嘉宾，今天第三场对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