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量小农户的存在至少还会延续几十年。因此，作为“特殊保护”小农户的分配机制，就需要考虑“负盈不负亏”在这几十年中的可行性。“负盈不负亏”解决的是小农户收入的“保底”问题，而不是小农户的致富问题。因而“不负亏”的收入底线要适当。“不负亏”收入的增长速度应该适当，应该高于物价指数，但低于实际生活改善的程度。]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提出要“鼓励小农户以土地经营权、林权等入股龙头企业并采取特殊保护，探索实行农民负盈不负亏的分配机制”。
小农户“负盈不负亏”的理由何在？“负盈不负亏”应该考虑哪些约束条件？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最好是找一个同样实行“负盈不负亏的分配机制”的案例，从中探讨实行“负盈不负亏”的理由与约束条件。
笔者知道一个这类案例：东莞房东经济。
“不负亏”的合理性源自细碎地块的统一使用
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东莞，与计划由龙头企业带动小农户共同发展的农区，在土地制度的演进上极为类似。
起先是在人民公社制度解体的条件下，乡村农地承包到户。土地承包通常以村民小组（即人民公社时的生产队）为单位，符合一定条件的村民小组成员才能承包耕地。为保证分田公平，村民小组通常实行好田与坏田、远田与近田、水田与旱田搭配，造成农户承包地块多、单块土地面积小，不同农户地块犬牙交错。
随后是为了发展经济，需要把小农户的细碎地块统一使用。在东莞，标准厂房及配套道路的建设会涉及多个小农户的承包地；在农区，农田基本设施——如道路、水渠的建设同样会涉及多个小农户的承包地。如果有关企业与相关农户逐个谈判，时间长、难度大、交易成本高，常常一户不同意整个交易就泡汤。
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东莞的做法是：以原来分田时的集体——村民小组为单位，把分田到户的全部或一大部分土地重新收归集体，统一建厂房出租；该集体所有的村民，无论耕地是否被厂房及配套的道路等措施占用，都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分红。
2004年以后，东莞的村组集体改制为股份制企业。但与正常的股份制企业相比，差别在于：当同一村民小组大多数农户都同意土地由本村民小组改制而成的股份制企业统一规划与使用时，个别农户不能选择不加入股份制企业、继续耕种承包土地；不能在加入股份制企业后“用脚投票”、带着原有的承包土地自由退出；也不能选择加入除此企业以外的其他股份制企业——即不能选择决策者。
在农户权利受到极大限制，且相当一部分农户不具备监督决策者的能力的情况下，如果农户既“负盈”又“负亏”，那就无法防止集体企业决策者以种种外部原因为借口，通过农户“负亏”来损害农户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村民与集体企业达成了类似股份制中优先股的安排。厂房出租由集体统一决策，村民则享有稳定的、只能增不能减的分红和福利，决策失误的风险由集体企业承担。
可见，当需要对犬牙交错的细碎地块统一使用、因此不得不限制小农户的某些权利时，“负盈不负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小农户的利益，因而原则上是合理的。
“不负亏”的承诺是有代价的
在承认“负盈不负亏”合理性的同时，还需要看到，实行“负盈不负亏”是有难度的，弄得不好，会给有关各方造成很大负担。
在这方面，东莞房东经济曾经走过弯路。
2010年前后的东莞村组集体，收不抵支、借债分红的现象相当普遍与严重。论普遍，2010年，东莞收不抵支的村社有305个，占全市村（社区）的54.7%；收不抵支的村民小组有1027个，占全市村民小组的40.7%；2011年，收不抵支的村（社区）增加到329个，收不抵支的村占全市村总数的比例逼近六成。论严重，2011年，按当时的分配制度，东莞个人股东应分红22.2亿元，实际分配36亿元，超分配13.8亿元。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话来说：“再这样发展下去，有些村可能会变成东莞的‘希腊’。”
东莞为什么会走到这步田地呢？笔者认为，问题不是出在“负盈不负亏”的原则上，而是出在“不负亏”的标准上。当年东莞村民的保底收入标准太高了。
且看2007年东莞本地乡民（即通常所说的农民）的收入。该年东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中，集体分红3104元，占26.7%；乡村集体建厂房出租导致外来人口聚集，本地乡民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住房出租，由此带来的租金收入4100元，占35.3%。两者相加，按劳动力占人口50%~60%、每年12个月推算，东莞乡村与土地有关的劳均月收入为1000~1200元。
这样的收入水平，今天看来不起眼，但2006年，全国与珠三角外出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分别为1226元与1298元，2007年春季全国外出农民工的预期月工资是1374元，由此推算，2007年珠三角外出农民工预期月工资约1450元。考虑到珠三角外出农民工每年外出工作时间只有10.1个月，东莞乡民的年劳均租金收入与外出农民工的年收入大体相当。真可谓“干与不干一个样”。
说起租金来，东莞乡民一肚子苦水：租金收入与劳动收入怎能相比，四五十岁的人去打工有企业要吗？30年来，东莞猪肉零售价上涨20倍，唯独8~10元一平方米的厂租不变。说2011年超分配13.8亿元，其实那年东莞村组两级分红人均2837元，比2007年还减少了267元。我们又不是神仙，2008年金融危机对后几年东莞经济的影响，我们事先哪里想得到。
不能说乡民的抱怨毫无道理，但道理还有另外一面。
例如，当时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年轻化是事实，四五十岁的人难找工作也是事实。从农业到工业的急剧转型确实给东莞中年乡民造成了损害，分红可以视为对损害的补偿。但东莞集体分红不论年龄，有高额分红托底、受工业化负面影响的中年乡民得到补偿了，找工并不难、比较容易适应新环境的青年乡民也得到了补偿，因而不愿意再去打工“挣辛苦钱”了。
再如，无论工业化还是农产品市场化，乡民分红都与相关产品的市场波动联系在一起，分红随经济的波动而增减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分红中与“负盈”相联系的部分小、“不负亏”的部分大，一旦相关产品的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无论是分红剧减，还是借债分红，都不是长久之计。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2012年8月，东莞出台了“最系统、最全面”的配套政策，以解决集体经济负债问题。政策中包括了严厉禁止举债分红，也包括了集体经济组织实行预决算管理、控制不合理开支，但最主要的是财政预计5年投入100亿、为村集体减负。在笔者看来，既然东莞每年参与分红的人数有上百万（2011年为126万），既然东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土地租金相关的收入是大头（2007年占62%），通过财政投入、减少集体经济组织支出以保证分红，就是实事求是之举。“不负亏”的承诺一旦做出，就没有退路了。
“特殊保护”如何能长期坚持
在中国，大量小农户的存在至少还会延续几十年。因此，作为“特殊保护”小农户的分配机制，就需要考虑“负盈不负亏”在这几十年中的可行性。
根据前面介绍的东莞情况，笔者认为，在实行小农户“负盈不负亏”时，应该注意下列问题。
第一，“负盈不负亏”解决的是小农户收入的“保底”问题，而不是小农户的致富问题。因而“不负亏”的收入底线要适当。
第二，以往小农户的一大部分收入来自种地，即来自土地与劳动的结合。土地经营权入股并实行“负盈不负亏”，并不意味着大多数小农户可以脱离劳动、单靠出租土地为生。因此，不论是继续在龙头企业中务农，还是转移到非农产业，都需要在解决小农户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上下大力气。
第三，“不负亏”的基准价格，应该是农产品的周期均价甚至谷底价格，而不能是峰顶价格。市场价格高而增加的收入，应该由龙头企业与小农户分享。
第四，“不负亏”收入的增长速度应该适当，应该高于物价指数，但低于实际生活改善的程度。“不负亏”收入带来的相对生活水平缓慢下降，有助于激励小农户家的劳动力——特别是青年劳动力——靠劳动增加收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